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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我生日的那天夜里，我母亲淹死在距离明图尔诺镇几公里一个叫“破风”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父亲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夏天会去那里度假，租一间农民的房子，五个人睡在一间闷热的小房子里，整个七月都在海边度过。每天早上，我们姐妹仨喝了生鸡蛋，穿过一条泥沙小路，抄近道去海边游泳，小路两边是高高的芦苇。我母亲淹死的那天晚上，那所房子的女主人——罗莎，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她听到了敲门声，但没开门，怕是入室抢劫的坏人。

母亲是在我生日的两天前，就坐上了去罗马的火车，但到了五月二十一日，她还没有到。那段时间，她每月至少要来罗马一次，在我那里住几天。听到她在家里走来走去，我并不高兴。她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在黎明起床，把厨房和客厅从上到下擦一遍。我想再睡一会儿，却再也睡不着了：身体在被子里变得僵硬，很不自在。她在外面忙碌，这会让我感觉自己像个长着皱纹的孩子。她端着咖啡进来，我会蜷缩在床角，防止她坐在床边时碰到我。她很爱跟人搭讪，这让我很恼火：出去买东西，她与那些店主混得很熟，而十年来，我与他们的交流却不超过两句话。她与一些偶然认识的人在城里散步；她和我的朋友成为朋友，向他们讲述她的生活，总是同样的故事。在她面前我只能克制自己，从来不说实话。

只要我露出一丝不耐烦，她就会马上回那不勒斯去。她收拾好东西，最后整理一下房间，承诺她很快就会回来。她把家里的一切按照自己的喜好摆放好，她离开之后，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按照我喜欢的样子，把东西又重新摆放好。我把盐罐放在多年来它一直待着的地方，把洗涤剂放回了对我来说顺手的地方。我打乱了抽屉里她整理好的东西，让书房恢复到了混乱状态。她在房间里留下的气味——那是一种让人不安的香气，像夏日里阵雨的味道，也会在一段时间后消失。

她经常赶不上火车，通常会坐下一班火车，甚至第二天到达，但我一直都无法习惯这一点，总是很担心。我在焦虑中给她打电话，当我终于听到她的声音，会很严厉地斥责她：为什么没按时出发，为什么没通知我？她心平气和地为自己辩解，还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会出什么事？“什么都可能发生。”我回答说。我一直想象，暗中埋伏的陷阱，会让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小时候，她不在家时，我经常在厨房里，在窗户玻璃后面等她，我渴望她像水晶球里的人物一样，重新出现在街上。我对着已经起雾的玻璃窗呼吸，不想看到没有她的街道。如果她一直不回家，我的焦虑会变得无法控制，让我浑身颤抖。这时我会躲到一间没有窗户、没有电灯的储藏室。那小房间就在她和我父亲的卧室旁边，我会关上门，在黑暗中默默哭泣。小房间是一种有效的解药，待在里面，我内心的恐惧可以缓解焦虑。我总是对我母亲的命运感到焦虑。在一片漆黑中，DDT的气味让人窒息，一些彩色图像浮现在我眼前，在我的瞳孔中停留了几秒，让我无法呼吸。“等你回来，我一定要杀了你。”我想，就好像是她把我关在那个小房间里了。但最后我听到走廊里传来她的声音，就会很快溜出去，若无其事在她身边转悠。当我发现，她那天从那不勒斯正常出发了，却一直都没抵达罗马，我想起了那个储藏室。

晚上，我接到了第一个电话。我母亲用平静的语气说，她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她身边有个男人不让她说话，说完她笑了起来，挂断了电话。那一刻我感到万分惊异，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就默默等着她再打电话来。事实上，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在猜想中度过。我坐在电话旁，但电话一直都没再响起。直到半夜过后，我才向一位警察朋友求助。他非常热心，让我不要担心，他会想办法的。但过去了整整一夜，没有我母亲的任何消息。可以肯定的是：她出发了。德利索寡妇是我母亲的邻居，她与我母亲年龄相仿，也是一个人住，近十五年，她们的关系时好时坏。她在电话里说，是她陪我母亲去的火车站，我母亲排队买票时，她去买了杂志和矿泉水。火车上人特别多，但我母亲还是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子，那节车厢里全是休假的军人。她们俩相互告别时，都叮嘱对方小心。她当时穿的什么衣服？还是往常那身：蓝色的外套和裙子、一双带点儿跟的旧鞋。她还带了一个黑色皮包、一个破旧的行李箱。

早上七点钟，我母亲又打电话来了。我一口气问了很多问题（你在哪里？你从哪里打的电话？和谁在一起？），她得意洋洋地用方言大声说了一堆不堪入耳的话，很快挂断了电话。那些污言秽语让我内心凌乱，也有些退缩。我再次给我朋友打电话，用夹杂着意大利语的方言跟他说话，这让他有些惊异。他想知道，我母亲最近是否有抑郁症状，我没有理会他的问题。我承认，她不像以前那样情绪稳定，一本正经却能逗人开心。她会无缘无故笑起来，话很多，但人老了很容易这样。就连我朋友也承认：天一热，那些老人经常会做些奇怪的事，这很正常，没必要担心。而我还是没法放下心来，我在城里到处找她，尤其是在她喜欢散步的地方。

我母亲第三个电话是晚上十点多打来的，她含含糊糊地说，有个男人在跟踪她，要用毯子把她裹起来带走，让我去救她。我恳求她，让她告诉我她在哪里。她改变了语气，说我最好不要去。“你把门锁好，任何人来了，都不要开门。”她告诫我说。那个男人也会伤害我。她又说：“你去睡觉吧。我要下海游泳了。”最后我再没听到任何声音。

第二天，两个男孩看到她的尸体漂浮在离岸边几米的地方，身上只穿了胸罩。行李箱没有找到，也没找到那套蓝色的衣服，也没找到她的内裤、丝袜、鞋子，以及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她手指上还戴着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耳朵上戴着我父亲半个世纪前送给她的耳环。

我看到了她的身体。在那具发青的身体面前，我觉得我应该紧紧抱住她，以免和她走散。她没有被侵犯，身上有几处淤青，这是因为一整夜，海浪把她推到几块浮出海面的礁石上。我看到她眼睛周围有化妆的痕迹，她的妆一定很浓。我看着她橄榄色的腿，感到有些不安，作为一位六十三岁的女人，那双腿显得很年轻。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还注意到：她身上的胸罩与她通常穿的破旧内衣相差甚远，罩杯是由精细的蕾丝制成的，隐约可以看见乳头。两个罩杯之间的连接处，有三个刺绣的“V”字，这是那不勒斯一家高级女士内衣店——“沃氏姐妹”的商标。当警察把她的文胸、耳环、戒指一起归还给我时，我闻了很久，那件文胸有新布料刺鼻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