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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大多数的简单计算都是手工完成的，顶多借助经常放在口袋里的计算尺。计算尺这种工具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见到，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计算两到三位数的乘法，后来被便携式计算器取代了。我清楚地记得1973年自己第一次看到便携式计算器时的惊讶，买上一台需要花掉我一个月的工资。
电脑，更确切地说被叫作计算机，在那时与今天的大不相同。不过，它们与现在的电脑有个共同特点。我有一位好朋友，比我大几岁，叫埃托雷·萨鲁斯蒂，有一次在走廊上碰见我，他手里拿着一包打孔卡片，明智地告诫我说：“你要小心啊，计算机毒害不浅。”恶毒是计算机的一大特点，尽管几代计算机科学家都付出努力，但从未将其根除，但凡有一次忘记保存正在处理的文档，那种崩溃的感觉就会让我们痛彻心扉。
那时我们的主机是一台功能强大的UNIVAC机，只有技术人员才能使用，机房在离物理学院几百米远的一座大楼的地下室。这台机器的内存，不算磁盘的话，差不多有十分之一兆字节，大约是我现在手机的百万分之一。那座大楼二楼有一些带键盘的计算机，简直就是体型巨大的打字机，它们在包含程序指令的卡片上打孔，每张卡片上写着一行代码，最多80个字符。大厅中央明晃晃地供着一台终端机，里面插着用穿孔器辛辛苦苦写出的卡片包；终端机读取卡片的速度很快，每秒好几十张。经过少则一分钟，多则几个小时的等待，一台高速打印机会在大的打印纸上打出运算结果。经常听到有人惊呼：“该死，我漏了一个分号，得重写卡片，全部从头再来了！”把卡片放进读卡器需要排队，有的人带来的卡包很小，里面只装着一百来张卡片，有的则带着几千张，装在特殊的容器里，像个长长的小抽屉。有一次，一位同事绊了一跤，装在一米来长的盒里的卡片散落一地，他慨叹道：“数据分析就此结束。”这些都是程序卡，相当于研究工作三分之二的内容，把散落在地上的上千张卡片重新按序整理好将是一个漫长的噩梦。面对这不完整的数据，他决定随遇而安，结束此项研究工作，转而研究别的问题。
那时候无法想象让计算机以数字方式录入数据，根本没有具备这种功能的机器，也没有能将测量仪器和计算机连接起来的端口。我们只能用手抄录仪器测量的数据以开展下一步工作。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分析快速出现的信号，我们使用了一项比较先进的技术：用一条热敏纸带以每秒一米的速度前进，让一支热敏笔录写信号，就像心电图一样，但速度要快得多。
在粒子物理学中，经常要用到几米大小的火花室。粒子通过舱室会产生火花，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还原其运动轨迹。这就要对火花进行拍照，然后标记它们的坐标。这项操作（
扫描
）是要把照片投影在大工作台上，工作人员（均为女性）的手臂则要像受电弓一样移动，当手臂移动到正确位置，她们就按下按钮打印出打孔卡片。这些女士在三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工作，被戏称为“扫描仪”
，她们这项单调乏味的工作是所有粒子物理学实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