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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了在互联网上轻松地交换文本或进行通话，成本几乎为零，以至于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科学交流是什么样的。
国际长途电话的费用令人难以置信。打往美国的电话费用是每分钟1200里拉，而我第一份研究员工作的月薪是125 000里拉，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快花光我的月薪了。物理学院其实还没有传真，只有一台电传机（实际上就是一台电报终端机），非常笨重不便，因此很少使用。
电话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在1974年11月发现psi粒子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粒子由两个粲夸克组成，这一发现对基本粒子物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被称为“十一月革命”。美国两个实验室几乎同时发现了它。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弗拉斯卡蒂实验室认为自己也有能力观察到这种粒子。大家立即修订当时的实验参数，仅一周后，我们也观察到了psi粒子，在场的物理学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尽管是在美国人之后根据他们的实验信息而获得的，但也展示了意大利强大的实力。然而，当务之急是给最重要的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写一篇文章，并与那篇美国文章发表在同一期上。时间刻不容缓，那一期期刊的截稿日期已经临近。观察到粒子后，文章在周末匆忙完稿，为了争取更多时间，文章是通过电话听写的，这完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过程。就连图形和图表也是口头传输过去的，我们口述各点的坐标，一些朋友在大西洋彼岸还原出这些图形。作者的名字（一百来人）也是用电话
听写
的，结果很滑稽。当时是乔治·萨尔维尼本人负责朗读听写内容，他在拼读作者姓名时，为了让对方听清，总是把字母“S”解释为“萨尔维尼（Salvini）的首字母S”。作者名单上他的姓名居然被漏掉了，因为他的姓被写成了一个字母“S”：本来应该是“G. 萨尔维尼，M. 斯皮内蒂……”，但被对方误写成了“G. S. M. 斯皮内蒂”
。看来一份细致的
勘误表
是必不可少的。
在科学合作中，我们的往来信件往往会很长，上面写满各种公式。然而在意大利，写信这种交流方式尤为令人不悦。我们的邮政系统太差劲，航空信居然要十五天才能收到。所以远程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必须同在一个地方开展研究。
1970年春天，尼古拉·卡比博把我和比我大一点的马西莫·特斯塔叫到一起，给我们看了一封卢奇亚诺·马亚尼寄给他的亲笔信，此时他离开罗马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马亚尼告诉我们他与谢尔顿·格拉肖和约翰·伊利奥普洛斯一起取得的一些成绩。这封信让我记忆犹新的不仅是他们的重大科研成果，还有结尾的这句话：“我们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事实上，这封信要告诉我们，尼古拉·卡比博和卢奇亚诺·马亚尼几年前开始的一项研究计划已经到达了终点，也就是试图计算卡比博角的那项计划。虽然这个角度无法计算，但是这封信提到，该角度成为他们三位创始人合作的基础，合作成果后来以三人姓氏（格拉肖-伊利奥普洛斯-马亚尼）首字母命名为“GIM机制”。为了解释粒子之间的一些相互作用是如何被或不被允许的，GIM机制预言，必然存在中性弱电流和粲夸克。后来，这些预测都得到了实验的验证，第一次是在1973年，第二次是在1974年，这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