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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一切都变了。不仅是大学，还包括意大利、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整个政局。随之而来的是全社会巨大的政治激进化浪潮，以及对传统习俗的反思。像我这种保持温和右翼倾向的人，一般都投票支持自由党或天主教民主党，而我们这些人一旦被抛入社会冲突的洪流之中，则纷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1968年的历史及其前因后果，人们已经费尽笔墨，不用我在这里多谈。但我想说说1968年对物理学院的影响。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从物理大教室开始的，在那里召开了一个拥挤不堪的代表大会（参会代表人数是300个座位数的两倍）。大会开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晚上九点才投票决定是否占领学院。结果“占领”获得大多数人支持（好像是二比一），这是我们学生自己做出的决定，就这样，物理学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头上，当然也落在那些投反对票者的头上，因为即便投了反对票，他们终归还是承认这次投票的合法性。
社会运动党的卡拉东纳议员在新法西斯行动队的簇拥下闯入大学，他们手里都拿着用意大利国旗缠绕的坚硬长棍，乔治·卡雷里院长完全被眼前的一切震慑住了，他非常担心物理学院二楼的图书馆会发生火灾，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灭火器都被拿到了文学院，以便对付那里的袭击者。卡雷里走到在学院门口执勤的学生身边，表示了他的担忧，并最后说：“如果实在不可避免的话，就让它发生在一楼吧。”
占领期终于过去了，不同年级的同学之间，以及学生、助教和年轻老师之间的所有隔膜都已消除。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不同成员之间都建立起浓厚的社会化氛围：后来我才发现，物理学院的教授中有个保罗·卡米兹，他在民谣音乐会上表演了一首来自法国
香颂歌手
的原汁原味的曲目，现在很容易在You Tube上找到。
那时候，物理学院有两个书刊阅览室。其中一个的墙壁上放满数十年间收藏的杂志，营造出一种静穆的气氛。另一个阅览室就喧闹得多，下午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在那里有说有笑，甚至还打桥牌（在物理学家看来，别的大众化纸牌游戏显然不够严肃）。和现在相比，那时候在学院度过的时间要长得多。晚上九点以后，学院会打开后门，让白天要工作的学生进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学习时间。
在我看来，我们那会儿的物理学院要比现在的物理系年轻得多。显然我也比现在年轻，比现在年轻五十多岁，当然我那时候经常接触的人也比现在见的人年轻，客观上讲，物理学院的确是最年轻的。那时候，意大利物理学的伟大领军人物爱德华多·阿马尔迪60岁，有时我们亲切地称他为“老爸”。在阿马尔迪的领导下，执掌日常教务的教授有乔治·萨尔维尼、马尔切洛·孔韦尔西、乔治·卡雷里和马尔切洛·奇尼，他们都不到50岁，肯定比现在的教授年轻。
尼古拉·卡比博是1966年到罗马大学的。他31岁当上正教授，这一荣职是为表彰他提出的基于名为“卡比博角”的弱相互作用理论，这一发现本来能让他稳获诺贝尔奖。他是意大利整个理论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1968年他33岁，与弗朗切斯科·卡洛杰罗同龄，这个卡洛杰罗曾于1995年作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秘书长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确保科学发展与世界和平趋势的协调。
很多理论物理学的助教简直太年轻了，最多30来岁。当然也有岁数大的老师，比如恩里科·佩尔西柯，他于1969年不幸去世，还不到69岁。不过，我与他们没有太多来往，因为最重要的教学任务都是由45岁上下的教授承担，情况与现在相去甚远。
这不仅是一个年轻学生的印象，还有其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的大学爆发式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众化学府。特别是物理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获得大量资金投入，这也要归功于阿马尔迪，他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欧洲核研究组织）第一任秘书长，他的研究活动是完全国际化的，在国外获得的声誉也使他在意大利声名鹊起。在其他院系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等级制度（那些声名狼藉的学术大佬）在物理学院已经行不通了，最优秀的科学家很快就登上了学术权力的巅峰（我32岁就获得了教席）。那时毕业几年后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编制。我1970年开始在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工作，当时才22岁，我的两个朋友奥雷利奥·格里洛和塞尔吉奥·费拉拉也才25岁，他们都有了编制。但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如果一切顺利，我们顶多是个在读的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