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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约公元16世纪中叶）以来，即存在着中、西医药学的相互影响，由于中西医药学的汇聚、碰撞、交流、沟通，约在17世纪中叶中国即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思想；进而到19世纪中叶，在中医界产生了更多的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形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中西医汇通派。由于中西医汇通派的主张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张有很多一致性，可以说中西医汇通派的形成，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先声或先驱，为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借鉴。同时这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历史必然性。
中西医汇通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在明末清初以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的一股特殊的医学思潮。是我国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而逐渐产生的。它旨在保护和发展中医学，吸收西医学之长，融合中西医学，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
上海，是早期汇通思想的起源地之一，是近代中西医汇通医家汇聚之地，是近代中西医汇通产物的集中之地。同样，中西医汇通也促进了上海中医发展及创新。
中西汇通是明末清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产生的一种认识和流派。由于清政府腐败、保守，及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侵略，在西洋医学传入以后，人们未能正确处理中国传统医药与西洋医学传入的关系，而致在西方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人们对待中医药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主张。一种认为中医落后，不可信，主张取缔中医药，以西医药而代之；一种认为中医理论荒谬，中药尚可取，主张废医存药；一种认为西洋医学颇多异端邪说，主张中医要自强，应保存国粹，整理国故。以致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这三种认识和主张长期论争不休。但也有一部分中医学者，从临床实践和争论中逐步看到中西医各有其所长和所短，从而提出中医应吸收西医之长，走中西汇通之路的见解和主张。
纵观中国历史，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早在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即有基督教的一支——景教经由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并一度兴盛。明代下半叶，西方宗教重新传入中国，其影响巨大者当数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他“习儒归汉”的影响下，天主教发展迅速。清代初年，清朝政府重用传教士，也推动了天主教的传播。
唐代及元代复出的景教，以及元代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等的传播活动，从已知的历史文献上看，都较为单纯地集中在“宗教目的”上，而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哲学、科学、政治文化之间，几乎未见发生直接的内在联系，因此没有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多少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基督教的传播，具有一个崭新的特点，给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虽然利玛窦等人的主观意图是传播宗教，但其用以推动宗教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却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使当时的先进人士的思想有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这是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在医学界，西医的影响和势力也有较大增加。途径主要有四，其一是教会医院增多，就医者日众，西医社会影响扩大。其二是其时已有相当数量的西医书译成中文，更多的国人了解到了西医（包括中医人士），自学西医者日多。其三是教会医学校和中国的西医学校（如北洋医学堂）已培养出一定数量的西医师。其四是新增设了西医学校，如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等，增派了医科留学生，并且留日医科学生通过办报等向国内推广宣传西医学。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医界有很大的影响。各种社会思潮在医学界都有相应的反应。文化界对西学（新学）的企求和对中学（旧学）的抨击在医学界表现为对西医的推崇和对中医的批判；国人当中学习西医的人士或接受西说的人士对中医的抨击远较洋务时期传教士医生对中医的批评猛烈；源于对现实的不满而提出的变革现实的“改良”“革命”的主张在医学界有相同的表现形式；社会上流行的“天演”论被医界人士用以说明中西医学间的竞争；西医影响和势力的扩大及其对中医抨击日烈，使中医人士感到了中医灭亡的威胁，因而“保存国粹”的主张被明显提出，并为中医界广为响应，这与文化界的“国粹主义”思潮同出一辙。“中体西用”的口号此时被医界明确引用，作为处理中西医关系的一种原则。
清末民初的种种社会文化思潮大体上可划归西化和国粹两大阵营。前者力主引进西学西法，并猛烈抨击中国旧学和时弊，后者则力主保存国学。但国粹派并不完全排斥西学，也不乏对旧学的批评和整顿，只是强烈主张保存国学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性，反对放弃国学、全盘西化的主张。近代早期的那种彻底的顽固派已为时代所不容，引进西学已是时势之所必然。问题是如何对待中西学，以孰者为主。欧化和国粹是两种倾向性迥异的态度，但介乎二者之间者亦不乏其人。
医学界的种种思潮亦可大体上归为西化和国粹两大阵营。前者着重于提倡西医，并力诋中医之非，后者侧重于保存中医，使之不为西医所侵夺。医界的国粹派也并不完全排压西医，也不乏对中医的批评，相反，他们承认中医有其短处或弊端，主张参合或汇通中西医，以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只是不能放弃中医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依从西医。介乎欧化和国粹之间的人士在医界也颇有人在。
上海由于其处于中国东大门，东临大海，易于纵深于中国腹地，当然地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心。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进入上海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迅速增加，到1860年时达到569人。此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上海，开教堂、办学校、设医院、出书刊，使上海真正成为传教士在华活动中心和西学传播基地。
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进入，融贯中西为我所用的中西汇通思想也逐渐萌生。上海中西汇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明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徐光启。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成功翻译了西方数学书写形式和思维训练的经典著作《欧几里得原本》，译名为《几何原本》。《几何原本》的成功翻译，生动体现了徐光启从“翻译”到“汇通”，再从“汇通”到“超胜”的科学思想。即在中国原有的科学基础上，吸取西方科学技术中的优点和有用部分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并使之和我国科学中的优点和有用部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科学方法、理论和体系，以达到超胜西方科学文化的目的。该思想为后世中西医汇通派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末清初的上海可以说是中西医汇通的孕育期，曾出现过一位接受西说的医家王宏翰。王宏翰，又名洪翰，字惠源。清松江府华亭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人。后迁至姑苏（今江苏苏州）。明代末年，适值西方医学传教士来华，王氏信仰天主教，后因母病，又攻读医学，主张儒学与西学融合，中医与西医融合，是我国早期持中西汇通学说之医学家。著有《医学原始》，撰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是其医学思想的代表作。
王宏翰在身份上具有儒、业医与天学信仰者三重身份，他所理解的西方医学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讨论解剖和宗教之书籍，其主旨多在讨论人如何透过身体各部分的功能认识外在世界。王氏将这些知识嫁接到儒学中“格物”的概念，进而将自己刻画成儒医。由于王宏翰所知的西方医学知识中，只谈身体之功能，未谈如何疗治。因此，在治疗方面仍以传统中国医学为手段。王宏翰从他的生活世界中，获取了儒、医与天学的各种概念，形成他别具特色的医学观点。
王宏翰受明末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医学影响，主张以火、气、水、土为元的四行学说，结合人的生理，提出黑、红、黄、白四液学说，用《内经》《难经》及历代医家的论述，与西方医学相结合，对人体的生理作了新的解释，是近代接受西方医学最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宏翰著《医学原始》一书，是早期中西汇通的代表作之一。
至民国时期，上海名医恽铁樵更明确地提出“中西汇通”的主张，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必须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所谓与西洋医学相周旋，初非舍己从人之谓。假使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东西方文化之演变不同，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西医治病，反乎自然，中医治病，少有标准，双方逐步交换知识，可逐渐臻于完善”。他主张“兴废继绝”，反对“抑残守阙”，提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并指出要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古文学的根基；其二是西洋医学的知识；其三是临床实践经验。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曾受到不少中医学者的支持和拥护。他编写的《保赤新书》一书运用中西医理论分析儿科诸病处方用药有独到经验，亦为时人称道。清末民初之史学家章太炎，亦指出“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名中医陆渊雷受中西汇通派的影响，对西医学术亦有一定研究，曾试图以西医的学说来印证中医古代学术见解。著有《伤寒论今释》及《金匮要略今释》，书中多引证古代注家及日本汉医学者的解释，证以现代医学理论。他说：“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他主张：“在掌握中医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同时，也应掌握西医的诊断病理和治法，取长补短，以提高疗效。”他在1934年创办《中医新生命》杂志，传授交流中医学术思想，旨在“用中医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其方法学理”。再有祝味菊亦十分重视中西医合作，尝谓“术无中西，真理是尚”，他于1937年曾与西医梅卓生、兰纳等合作组成中西医会诊所，开上海中西医合作之先河。此外，还有丁福保等西医，对中医亦有所研究，他们虽然对中医有某些片面的看法，但也曾提出过一些倡导中医科学化、中西医汇通的见解。丁氏于1910年以后的20年中，组织中西医学研究会，主办《中西医学报》，编著《中西医方会通》，对130种疾病详细解释病状，并附中西验方及摄生法。特别对中药研究，从化学实验角度分析、解释，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由于上述这些代表性中医和个别西医积极学习和研究西洋医学之长处，促进中西医汇通的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中医界已有不少人学习一些西医知识，在医疗实践中不同程度采用一些西医的检查、诊断方法。如采用听诊、化验、X线等，以辅助中医诊断手段之不足。在当时中医主办的中医学院校及师授带徒教育中，实际上也逐步充实一些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细菌学等知识。这就是从清末至建国以前中西汇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医在自发地走上中西医结合的萌芽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被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也加入了允许传教、开设医院等条款。而此时的西方医学已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对中医学的影响不再是微乎其微，而是越来越大。中西医汇通由此产生。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国体既由专制而变为民主，学术思想则由“中体西用”而趋向“彻底西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之际，中体西用说，乃极为自然之事。在医学方面，亦复如此。面对挑战，中医界内外许多人士出现了不同的态度，有主张消灭中医的，有支持中医的，重视保存国粹，也有主张各取所长，汇通中西医。自1892年唐容川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之后，中医界又不断提出了“改良中医”“中医科学化”和“创立新中医”等各种口号，可谓是百家争鸣，众说纷呈。
近代上海是我国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桥头堡，也是中西医学汇通的试验场。早在19世纪前，上海就显现出了中西汇通的思想。以后传教士来到上海，很快开始建立西式医院和诊所，兴办西医教育，翻译出版西医书刊，通过洋行和药房销售西药。随着西医方医学的发展，逐渐被国人接受，并超过中医，成为主流医学。相反，中医的发展则逐渐艰难。中西医学的现状对中医界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他们大量接触、学习西医，并进行比较，提出“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希望以西医的先进之处“改良”中医的落后。
近代中西医汇通的兴起还有思想方面的因素。清末民初，国弱民哀，知识分子追求革新强国，进行反思。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的汇通思想，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中医界，则有了中西医汇通。辛亥革命后，新文化思潮逐渐兴起，各种新的思想十分活跃，对中国旧传统和旧体制提出质疑，打起“破旧立新”的旗帜。特别是五四运动，出现了科学、民主救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当时中医学领域，则表现为“中医科学化”的思潮。
中西医汇通思想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医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清初西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期。至20世纪，由于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相当一部分的中医学家承认西方医学有先进之处。从理论到临床、从诊断到用药，都提出了汇通中西医的观点，并不断为后人所继承，从而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近代上海的中西医汇通发展从清末（1840年）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大体可以分为以下这些阶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医师兼传教士洛克哈脱（1811—1896）创办了上海首家西医院中国医院（仁济医馆）。同治十一年（1872年），第一家中国人办西医院体仁医院开办。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有西医院19所，床位2 100多张，占全国医院数8．4％。光绪六年（1880年），圣约翰书院增设医科。两年后，同仁医院开办了首家护士训练学校，为近代医学校之始。光绪十二年，中国博医会成立，医学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接踵而起。多种卫生刊物刊行。1859年，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建立了“美华书馆”，出版了许多译成中文的医书。从19世纪5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约有100余种外国人译著的西医书籍在我国流传。同时，在上海成立了影响较大的西医药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1915年），中华护士学会的前身“中国护士组织联合会”等。这些学术团体的成立，也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上海的交流与发展。
19世纪至20世纪前的萌芽阶段，中医医家自发地接受西学，通过接触、学习西方科学和医学知识，了解西医，并开始阐述汇通见解，著书立说。如明代的徐光启、清代的王宏翰等都由于信教等原因，接触到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并加以引进和吸收，王宏翰著《医学原始》。此外，从内地移民上海的医家在上海接触了西方医学，启迪了汇通思想，如刘仲衡编著《中西汇参铜人图说》等。
上海明末清初就出现了接受西说的中医药学家王宏翰等，有学者称之为中西医汇通的蕴育期。到了清末民初，西医已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西方医学在上海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在中医界激起了波澜。在新文化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下，中医界有识之士开始大量接触、学习西医，并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希望以西医的先进之处“改良”中医的落后。这一阶段也可称为发展初期。
20世纪初的发轫阶段，1904年周雪樵创刊《医学报》，组织医学研究会为标志。其特征是具有汇通思想的医家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社团，出版报刊，共同商讨中西医汇通的思想、理论、方法，并开展活动。汇通思想由个别渐渐成为有组织的行动，成为一股潮流。模仿西医医院模式，创办中医医院；开办中医学校。中西医汇通思想已经不再是个别医家的著书立说，而是渐渐成为一股潮流。此期间出现许多汇通思想家，如周雪樵、丁福保、李平书、汪惕予、张山雷、蔡小香、王问樵、何廉臣等，他们在“中西医汇通，改造中医”的旗帜下创办社团，出版刊物，制造舆论。这些具有汇通思想的学术团体包括医学研究会、中国医学会、医学世界社、中西医学研究会等，出版的刊物如《医学报》《医学公报》《医学世界》《中西医学报》《上海医报》等。
发展初期的汇通派在翻译西医著作，向中医宣传西医知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丁福保翻译西医学著作就达数十余种。《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22卷11期刊登鲁德馨、张锡五的文章《西医来华后之医学文献》中说：“以个人之资力发行医学书籍至100余种之多者，则有无锡丁福保氏。丁氏自1908年至1933年大部分译自东籍，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为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丁福保还开办新医学讲习所通过函授的形式向中医传播西医知识。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医学在我国逐渐被接受，并日益占领医学市场。学习西医知识，促进中西医汇通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医借以提高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上海近代中医在发展中最突出体现海派风格的可以说是中西医汇通思想，由此形成了汇通派。这一产物不仅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辐射到今天。如果说我国中医近代出现了新的学派的话，以上海为大本营，以海派中医为领军人物的中西医汇通派为其代表。中西医汇通在明末开始有思想的萌芽，清代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到民国期间不少医家公开打出中西医汇通的大旗，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群体。他们开展论争，撰写论文论著，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如上海中国医学院在办校之初就注重对西医知识的学习，开设有生理、病理等多门西医课程，一些名医在课堂为学生讲中医课程时，常常引用西医知识加以说明。在现存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当时的上海中医学院（前身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改名，1916—1948）、中国医学院（1928—1948）、上海国医学校（1930—1931）和新中国医学院（1936—1948）的各科教材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名医大家将他们的子女送入学校读书，除了接受系统的中医学理论教育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他们能够接受西方医学知识的熏陶，从而为中医临床服务。不少中医名家不仅深谙此理，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使得上海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内涵得到拓展。
发展成熟阶段也可称为发展中期，中西医汇通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成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西医汇通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以余云岫的著作《灵素商兑》发表、恽铁樵撰文驳斥为标志，此阶段也可称为论争期。这一阶段的中西医学论争引发了中医界对于中医学术改革的广泛反思和讨论，涉及对中医传统理论的看法、中医中药的关系、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中医学的命运及发展的未来等。这场由上海引发，影响至全国的中西医论争不但发生在中医与西医之间，也在整个中医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论证过程中，汇通派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使中西医汇通的思想更加鲜明，内涵也进一步丰富。1929年初，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所谓“废止旧医案”，此举引发全国性的中医中药界大抗争运动，首先由上海而起。“三一七”抗争后，许多医家开始了“中医科学化”“中西医汇通”的思索，并开始了实践活动。涌现出的著名汇通医家有恽铁樵、陆渊雷、蔡陆仙、时逸人、余无言、章次公、陈无咎、徐衡之、张赞臣等。
1929年末，陆渊雷、徐衡之、章次公等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提出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学宗旨。1935年朱南山携子朱小南、朱鹤皋创办新中国医学院，仍然秉承这一宗旨。这两所学校均以“中西医汇通”作为教学路线，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医之比达六比四，聘请西医名家担任讲师、教授。新中国医学院还开设了新中国医院和研究院，“采用国医为体、西医为用之旨，内、外、妇、儿四科，各项设备参照现行各大医院办理，藉作学生临床实习之用。另设化验室，聘请西医数人主持化验、药物、诊病等事宜，以供临诊之助诸事宜，以供临床之助，使见习学生得以平日所见，充分探求实习”，让学生开展临床实践和研究。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各地纷纷建立分馆，在中西医汇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如统一病名、教材改革、办学办刊等，一直到抗战爆发。此时，上海出现多所具有中西医汇通色彩的医院，如20世纪20年代由安徽旅沪医生汪洋开办的上海中西医院；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医院（1927年），该院分设中、西医部；上海中西疗养院（1932年），聘请名中医陆仲安为董事，并主持中医医疗；上海虹桥疗养院（1934年），聘请陈存仁主持中医诊疗。
这时期出现的中西医汇通学术团体主要有中西医药研究社（1932年）、中医科学研究社（1936年）等。创办的汇通期刊主要有：1929年祝味菊、陆渊雷创办的《自强医学月刊》，1934年陆渊雷创办的《中医新生命》，1935年中西医药研究社创办的月刊《中西医药》，1936年中医科学研究社创办的《中医科学》等。出版了许多近代重要的中西医汇通著作，如吴瑞甫著《中西医温热串解》（1921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1922年）及《伤寒论研究》（1924年），汪洋、顾铭盛合著《中西医学丛书》（1926年），祝味菊著《祝氏医学丛书》（1931—1932年），章次公著《药物学讲义》（1930年），陆渊雷著《伤寒论今释》（1931年），朱仁康著《中西医学汇综》（1932年），时逸人著《中国时令病学》（1931年），何廉臣著《实验药物学》（1936年）等。
汇通医家们在“改革中医”“中医科学化”的旗帜下，不但思想上敢于开拓，理论上大胆创新，而且善于实践，开展了大量带有探索性的汇通实验工作。如开办教育，探索在中医理论传承和教育内容上的中西医汇通；开办医院，摸索在医疗实践和诊疗模式上的中西医汇通；与中药界人士合作，探索中药成分、剂型以及处方组成上的中西医汇通。他们通过开办社团，团结同志，宣传思想；创办刊物，争鸣学术，交流见解。近代上海创办的具有中西医汇通性质或色彩的团体和刊物之多，居国内榜首。这些实践活动使中西医汇通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为全国解放后的中西医结合事业作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
近代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猛烈碰撞交流的桥头堡，为中西医汇通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和便利的条件和土壤。中西医汇通是海派中医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中西医汇通所展现的接受新知、创新改革的精神，也正是海派中医文化的精神实质。中西医汇通派的实践活动，如创办医学院校、医院，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成立各种医学学术团体等，使得海派中医文化精神以实体的形式在各个方面得以展现。
近代上海的中西医汇通思潮贯穿了整个清末民国时期，具有旗帜鲜明、思想革新、勇于实践等特点，并形成汇通派。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聚众之广，是近代以来其他任何中医学术流派所不能比拟的。中西医汇通思潮基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变革，勇于认识自我，接受外来事物，积极创新思维，适应时代潮流和民众需求，希望走一条革新自强、创新发展的新路，反映出海派中医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中西医汇通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中医人士认识科学进步，要求自我发展，顺应历史潮流的体现。中西医汇通是海派中医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不但具有学术性，而且具有时代意义；是一次中医界的思想革命，它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进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事业在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西医汇通，由于所处的特色社会环境以及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了“汇而不通”的结局，但作为近代中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对中医学的发展，在突破传统中医学旧有理论、开创现代医学研究新思路以及维护中医学地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西医汇通取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汇聚而沟通之义，是近代以来我国医学界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医学潮流和学派。中西汇通思想的形成大约从明代就出现了萌芽，到了晚清成为一种风气，尤其是西方医学大举进入我国后，持中西医汇通论者越来越多，其著名者如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上海由于口岸开放较早，成为西学东渐的桥头堡，东西方医学的碰撞和交融也更深入，产生了一批著名的中西医汇通医家，如丁福保、恽铁樵、祝味菊、陆渊雷、时逸人等，他们提出“发皇古训，融会新知”，在医理上探讨中西医间的异同，倡中医改进和科学化，在临床上采中西医两法诊断治疗病情，在教育上运用衷中参西的方法讲授中医理论。故中西医汇通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产物代表了一个时期医学发展的趋势，成为近代以来中医学术发展的新的流派。
中西医汇通的核心理论有三个方面：①重视中西医融合的思路和途径的探索。恽铁樵先生坚信“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取西医之长，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轨道”。“合化”二字，已经表达了对通过中西医结合产生新医学的向往。②重视这些学说之研究。恽铁樵先生认为“《内经》之五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藏”。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藏象学说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③重视病证关系研究。恽铁樵先生在临床观察到“以治法之有效者能愈甲病更能用同样之法愈乙病愈丙病，推而至于十百千万皆能愈者，着为定法，即医术也”。一法而适于多病，实际上提出了“异病同治”的概念，进而引出病证关系这一中西医结合的重大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汇通思想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走入了正轨，被中西医结合所代替，在认识学和方法学上都进一步得到改进并在理论、科研和临床等方面大力开展实践，上海出现了邝安堃、沈自尹、曹小定、王文健等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领军人物，取得丰硕成果。
此处仅介绍近代中西医汇通早期代表人物丁福保、恽铁樵、谢利恒、祝味菊、陆渊雷诸家和他们的学术思想。
图1-1 丁福保
丁福保，字仲祷，别号畴隐居士、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一说为常州人）。1895年，丁氏入江阴南菁书院（今江阴南菁中学前身）学习，师从国学大师王先谦（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和近代数学启蒙科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1896年，丁氏应童子试，得补无锡县学生员。1901年，丁氏入洋务派著名人物盛宣怀所设东文学堂学日文和医学，当时应试者600余人，仅录取40人，丁氏名列前茅。1907年，丁氏迁至上海行医并刊书。1909年，丁氏应两江总督端方组织的医学考试，获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深得端方与盛宣怀的赏识，被委派赴日本考察医学。
于1910年在上海创办中西医研究会。研究会主要从事编辑医学讲义、医书，大力宣传和普及医学知识，介绍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研究。并开办函授新医学讲习所，设立医院，推进医学教育的发展。创办中西汇通期刊。于1910年创办《中西医学报》，该刊以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流知识、振兴医学为宗旨，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以输入近代医学为主要目的，提出“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的理念。杂志内容广泛而全面，涉及解剖生理卫生学、诊断学、免疫学、病理学、传染病学、肺病痨学、翻译类、医学史等，及时而系统地将大量近代医学知识介绍给中国，对促进中国医界了解西医有重要作用。丁氏主张“荟萃中外各科书籍，不分门户之见，不存骑墙之说，擘精覃思，冀有以得其汇通”。其编译日本医学书籍凡数十种，名为《丁氏医学丛书》，其中包含中医著作和解剖、生理、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及免疫学等西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也涉及国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对传播近代西方医学，沟通中西医学，产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影响。
图1-2 恽铁樵
恽铁樵，名树珏，祖籍江苏省武进县，出生于浙江台州，26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攻读英文。1910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恽氏鉴于当时文采之颓废，知音之难遇，又不欲媚世陷俗，与时俯仰，适逢长子罹伤寒而殁，遂萌弃文从医之心，重捡幼时所读之医典而研索。越年，次子、三子有殇，遂更加奋发，尝质疑于伤寒名家婺源汪莲石先生，适逢四子又患伤寒，众医束手，恽氏从太阳病论治，用麻黄汤一剂而起。后为亲友、同仁诊治者亦多获良效，从此医名渐起，终于1920年6月辞去主编之职，悬壶济世，时年已四十又三，不久医名大振，与此同时握管著述以贯中西。恽氏先儒后医，学贯中西，洞察经典之奥义，了解世界医学之进步，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知中医之价值，故高瞻远瞩地提出“发明古书精义采取西国学说，证诸实地经验”等中西医汇通的思路方法。恽氏由于博采诸家，学识渊博，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因此在学术思想上较前人大大提高了一步。他对中医、西医的认识较为客观公正。他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即不只是治法和药物的不同，而是根本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他在强调这个根本区别的基础上，提出要深入研究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并比较优劣，寻找两者的结合点或结合两者的突破点。
恽氏指出，中医重视因果关系的考察：“循因知果，见角知牛，用推理方法从多数之中可以求得公例。”并认为中医的执果溯因是探求因果关系的较好方法，在探求因果关系时，认为中医运用类比法是以临床疗效为依据。从研究的层次来说，中医并不打开人体“黑箱”，它是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在活的人身整体的层次上，对人进行现场宏观的研究。西医则依赖于近代、现代精密的实验设备和解剖手段，对构成人体的各个细节进行离体微观的研究。恽氏对此曾作过比较。他从中医角度把人体组织结构称为“内景”，把躯体称为“物质”，把机能称为“势力”。他认为西医是“研究物质之内景，两两对勘，然后知内景若何变化，斯势力若何变化”。意即把结构与功能统一起来。换言之，西医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研究其相互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整体功能，其特点是层次清楚，可用客观实验验证。中医则是通过临床变化观察判断，“就势力变化之不同，以推测内景而为之说，见某种势力有变化，悬拟必其所附之物质内景若何变化”。故中医重视发挥抽象思维能力，强调善悟，把思维得出的结论与临床实践直接相验证。
恽氏指出，汇通的最好办法是取长补短。从西医中吸取营养是手段，目的在于发展中医学术，这就是恽氏汇通中西医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中西医有着根本差异，在机械汇通行不通的情况下，应从中西医共同点出发，即从临床实践作为汇通的基础。他说：“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中医治病有效，就有与西医相同之理。不管中西还是西医，其研究的对象都是相同的人体，其目的都是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妙，掌握生命科学的规律，以便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说到底就是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西医虽然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都是以治疗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天下之真理是原只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他把实现中西医汇通的条件归纳为“其一是古文字的眼光，其二是新世纪的知识，其三是临床治病的经验”。认为用现代科学知识研究中医，提升中医理论和加强临床实践，提高中医疗效是发展中医的两个支柱。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他认为“相周旋”既非“舍己从人”，也非“漫然杂糅”，而是“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产生新中医”“吾侪研究所得，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为新中医，当无愧色”。
综观上述，恽铁樵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改进中医和创立新医学的观点，更贴近于现代，对当今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现代化，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1-3 谢观
谢观，字利恒，晚号澄斋老人，祖籍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医史文献学家及社会活动家，是中医近现代发展史上的一位领军人物。
20世纪初的上海，国体变革，租界强势，金融繁华，中医界亦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显著的标志，就是造就了一批既保存自身传统特色，又具极大包容性、不断变化创新的海派中医。于是有“中西汇通”之论，海派中医以其“开放兼容、吸纳新知、中西汇通、求新求变”的鲜明特征，在中医近现代史上独树一帜，谢观就是这个医家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之一。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认为“中西汇通为今后医学之大业”。
谢氏对中医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五个方面：一是倡导中医教育改革，成为现代第一所政府备案的中医学校校长；二是全面整理中医古典文献，编写出现代第一部辞典类大型中医工具书——《中国医学大辞典》；三是回溯医学发展历程，首次系统勾勒出中医学术流派概况，出版医史学力作《中国医学源流论》；四是为保存中医国粹，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参与领导了“三一七”中医抗争运动；五是临床医术精湛，以善治温病、杂病见长，深谙“上工治未病”之旨，拯救患者无数。谢观以他博学的知识功底、出色的社会才干、众多的“率先”创举，在医界颇具声望。
谢氏首次从理论上系统梳理了中医肇创以来发展脉络，著《中国医学源流论》等。在医学教育方面更是大有作为，其在1917年与丁甘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首任校长，门人弟子驰誉各地。谢氏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为我国第一部大型中医辞书，有12名助手参与，历时9年，于1921年告竣。谢氏领导1929年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赴南京请愿，经抗争，废止中医提案被推翻，堪称中医英雄。谢氏弟子众多，谢利恒先生犹如恒星一样照耀着他们，对他们有重大影响，凡其弟子莫不交口称赞先生的学问与人品。其弟子秦伯未、陈存仁、严苍山、章次公、程门雪、黄文东、虞舜臣、余鸿孙、张赞臣、许半龙、王一仁诸人后来都成为近代沪上中医名家，其他世交后辈如盛心如、丁济华、丁济民、钱今阳、徐小圃、叶熙春、方慎庵、吴子深等皆为沪上名医。
图1-4 祝味菊
祝味菊，浙江绍兴人，晚年以“菊残犹有傲霜枝”之意，自号“傲霜轩主”。先祖时代业医，少年时随父到四川，曾拜蜀中名医刘雨笙为师，遍览中医典籍。后又入军医学校学习西医，攻读2年后赴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1917年，33岁时，为避川中战乱，移居上海。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与该总会及医界老友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并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1937年，祝味菊与西医梅卓生、兰纳博士在上海沙逊大厦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祝味菊在学术上亦推崇伤寒之学，治病首重阳气，好用温热重剂，尤以擅用附子见长，有“祝附子”的美誉，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其学术风格形成于移居上海之前，亦为蜀中火神传薪而有创见者，当为郑钦安（清末著名伤寒学家，因善用桂、附等热药，被尊为“火神”）私淑。祝味菊至上海后，因屡以温热大剂救治垂危患者而名噪一时。祝味菊认为一切外感疾病过程中，正气抗邪的趋势根据“抗力”的盛衰，不外分为五个阶段，六经证候也不出“五段”范围。六经代表了五种抵抗程序，即太阳为抗力开始抵抗阶段，少阳为抗力抵抗不济阶段，阳明为抗力抵抗太过阶段，太阴、少阴为抗力抵抗不足阶段，厥阴为抗力最后抵抗阶段。祝味菊所论的抗力实质就是人体的正气，亦相当于郑钦安所论的真阳一气、真火、元气、元阳。郑钦安认为真阳一气从下焦流出后，流行全身，根据一气盈缩进退而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祝味菊抗力抵抗的五个阶段与郑钦安的一气分为六经说有较为明显的学术渊源关系。
祝味菊认为，人体的抗力往往体现在人体的“阳”中，“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因此，祝味菊在临证中十分重视温热扶阳治法的运用。著有《伤寒质难》《伤寒新义》《伤寒方解》等书，学术个性鲜明，为陆渊雷、章次公等名家所叹服，在上海名噪一时，成为上海“火神派”领军人物。
民国时期的祝味菊以擅长治疗肠伤寒闻名于世。祝氏精通中西医，明确指出肠伤寒病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认为肠伤寒病主要的症状是发热，主要病理是肠道炎症。在治疗上，祝氏反对用清法和攻法去消除发热和炎症，主张用辛温解表去维持合适的体温和炎症。祝氏的观点是：伤寒之肠，因受激而召集大量血液，以贯注受病组织之周围，白血球游离血管……其动机固于病为有益也。伤寒发炎而限制病灶之蔓延，是善意之发炎也，若寒凉清肠，适以苏邪之所困，是揠苗助长也。因此祝氏临床用麻黄、桂枝辛解，附子、龙骨、磁石温潜，用菟丝子、补骨脂、局方黑锡丹、苍术、半夏辅助治疗伤寒所致肠道瘀郁结者，并收到较好疗效。
图1-5 陆渊雷
陆渊雷，作为近代上海中西医汇通派代表性医家之一，倡导“中医科学化”，在临床上则十分推崇仲景学说。陆氏认为中医讲“辨证”，西医讲“辨病”，这是两个医学体系在疾病分类上的重大差异。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等直观方法搜集资料，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并结合实践经验加以条理化、系统化，说明病位、病性、病因、病机以及正邪交争情况，反映出中医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并指导临床治疗。中医的证候与西医书上的症状不同，西医的症状主要描写病异常状态，与诊断治疗上没有多大关系，而中医的证候却是用药治疗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渊雷积极从事中医教育事业。1950年，他受邀出席全国卫生会议，主办中医进修班多期，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医课程。1954年他主办编纂中医教材，为发扬光大中医学遗产，不顾病体，鞠躬尽瘁。陆渊雷主张应该立足中医，吸取西医精华，相互取长补短，使中医科学化。直到晚年，还在倡导中医科学化，他对于中医科学化的目的，如何实现科学化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
陆渊雷既提倡中西医结合，也有中医办学、创办中医刊物的经历。陆氏受近代医学科学影响，提倡中西医汇通，主张中医宜积极吸收西学。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校宗旨。聘章太炎为校长，自任教务长，亲自制订教学大纲并任课。编写《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教材，成书出版。是书以近代医学评述医经，独具见解，虽褒贬不一但对中医理论不失为有价值之作。1932年起陆氏在上海开业行医，临证以西医方法诊断，运用经方治疗，擅治伤寒等流行性热病及慢性肝炎、肿瘤等病。还应各地学者之请创设“遥从部”，函授中医理论，报名参加者甚众。并创办了《新生命杂志》。陆氏学识广博，蜚声医界，曾被中央国医馆聘为学术整理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陆氏历任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中医门诊所所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陆渊雷于1929年即指出：“谓中医当废止则不可，理由有五：①中医经方历数千百年，数万万人之实验而得，效用极著，方法极简。②中医治传染病，实能补助患者抗毒力。③中医效方，已引起全世界之研究。④凡西医学院，皆应加授中医课。⑤令效验卓著之中药，盖益以数千万人之生计，断送于一言之私。”五点理由毫无虚言，特别西医学习中医颇有远见。但中医必须改造，因为“国医固有方法，实验有效而不得科学上理解者甚多”“中医用药的标准只问证候不问病名，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它，第一步要研究这个证候是身上起何种特异机转；第二步要研究这个药方，为什么能祛除这个证候；第三步要研究这个证候去除了，为什么害的病会全体好。这三步研究皆有了准确的答案，就成了一个有根据的学理”。他大力卫护中医药，提出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药，在当时一股废止中医的逆流中，是极其勇敢且有胆识的。他说：“若要识病，必须研读西医书”“担任国医科学化工作者，须有国医旧说根底，且须通晓普通科学，不然即无从化起”。所以“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因此他在1929年创办的“上海国医学院”的教学计划中，除主张重点学习中医理论和临床各科外还主张学习“医化学、药化学、解剖、生理诸课”，特别是“西医之听诊、叩诊触诊及检查血液、大小便诸简要法”。在1950年12月“中医进修班”上，他亲自执教“应用科学”，他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中医科学化”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