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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西医结合的全面发展

中西医结合是站在中西医学之上,用近现代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临床经验,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起统一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从近代的“中西医汇通”发展到现代“中西医结合”,不仅是近代“西学东渐”百余年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西医结合的产生和日益发展,代表着我国现代医疗体系发生着新的变化,为人类健康事业开辟了一条新的医学研究和发展途径。

中西医结合学科从其建立以来,至今经历约70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党与政府对中西医结合事业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在全国广大中西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政策制定、临床诊疗、科研成果、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党和政府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引下,上海中西医工作者们团结合作,继承弘扬中西医结合事业,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上海中西医结合科研学术成果

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不断孕育着新的学科和科技革命的发生,在医学领域,随着疾病谱发生改变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促使医疗建设也需不断创新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就是各学科交融渗透的结果,顺应科技时代发展趋势,也满足了人们对防病治病的需要。

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将目前生命科学中最前沿、最热点的研究与中医药研究联系起来,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微观的认识机体的结构和功能特点,结合中医学的宏观调控,多层次多角度的融合中医学和西医学,在系统层次上加深对于复杂性疾病的理解,促使中西医结合医学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有关阴阳、藏象、经络、气血、诊法、治则等中西医结合研究日益活跃。

(一)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药理论的核心内容,故中西医学的结合离不开对其进行研究。当代对阴阳学说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从元科学的角度,据历史、哲学、文化学等认识,探讨阴阳学说的起源和作为医学的过程。二是概括阴阳学说所揭示的科学规律。三是运用现代科学实验方法阐述阴阳学说的本质。如邝安堃、沈自尹、张凤山等,分别从内分泌、免疫、环核苷酸和垂体——肾上腺轴等方面,力图说明阴阳学说的物质基础和阴阳调节的机制。20世纪50年代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邝安堃和陈家伦教授建立类似中医“阳虚”和“阴虚”的动物模型,并以壮阳药或滋阴药进行反证证实。其中大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所建立的“肾阳虚”动物模型已成为中西医结合科研史上的经典,广被学术界认可。发现虚证患者的血浆中cAMP(环磷酸腺苷)与cGMP(环磷酸鸟苷)的比值与甲亢、甲减、阴虚、阳虚有关,认为激素作用于人体的对抗与反馈作用与中医“阴阳学说”及“五行学说”有相似关系,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中西医结合思维模式指导临床治疗,在代谢性内分泌失调疾病的治疗中获得了满意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对传统阴阳概念有所开阔,也成为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课题,其学术影响日趋扩大。

(二)藏象学说的研究

“心、肝、脾、肺、肾”中医五脏,不仅是指某几个解剖的脏器,而是对其生理病理现象的整体概括。国内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藏象学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以肾藏象研究较为深入和广泛。中医认为,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医科大学藏象研究组对肾虚、肾本质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沈自尹教授提出了“肾阳虚与现代医学中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密切相关”的论点,发现了尿 17羟皮质酮值与肾阳虚的内在联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阐释了“异病同治”的客观机制,中西医结合研究肾本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针灸经络学说的研究

经络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指导着中医各科临床实践。1972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通过纯针刺的方法,在患者保持清醒状态下完成。上海第一医学院曹小定、吴根诚教授先后领衔开展全国科技攻关项目针药复合麻醉临床及机制研究。根据临床实际需要综合应用针药结合,这样不仅加强镇痛效果,还有利于对重要器官功能的保护。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在各个领域内用多种手段和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经络本质。

二、上海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的研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人们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诊疗经验。中医和西医本身是两种不同的医疗模式,分别沿着不同轨道往前发展着。近代以来在先进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将两种医学融会贯通,形成了中西医结合这门新学科,经过长时期的探索,中西医结合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呼吸、内分泌疾病、老年病等获得较满意的疗效,对于一些医学界公认的难治性疾病,如癌症、脏器衰竭等方面也有明显的疗效。

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诊断一般采用“病证结合”的诊断方法和模式,丰富发展了临床诊断学的内涵,增加了对疾病和机体的整体认识,减少了临床漏诊、误诊的概率,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大量科研资料证明,这种诊断模式优于单纯的中医或西医治疗,明显提高临床疗效。如沈自尹通过研究发现,肾阳虚证的患者其机体下丘脑_垂体_肾上腺皮质系统有不同程度的紊乱现象。再如中医学认为机体正气不足可导致病邪侵袭、正虚邪恋、经久难愈等病机变化,故临床用参麦注射液、生脉饮等补气扶正的方法来保护心肌,治疗病毒性心肌炎。这些都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诊断思维模式的充分体现。

药物疗法: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的经验是在临床上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一是以中医中药为主,兼用西医药来解决某些兼证或并发症。如重症急性胰腺炎保守治疗阶段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运用经方(如大承气汤)加减及单味中药的不同给药途径,可以有效减少并发症和病死率。二是在某些内、外、妇、伤术后或肿瘤疾病放化疗期间以西医西药为主,佐以中草药或中成药治疗,以减轻患者术后或放化疗过程中的副作用。

手术疗法:手术疗法主要用于外科疾病的治疗中,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是指在术前、术中、术后加以中医中药辅助治疗,可以大大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减少患者的痛苦,减少手术的并发症和死亡率。如患有慢性消耗性、失血性疾病的手术患者,在术前可以结合中医学“虚则补之”的治疗大法,施以补气养血、健脾益气类的中药治疗,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针刺麻醉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在术中采用针药复合麻醉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常用的麻醉方法,可减少麻醉药及气管插管引起的并发症,也是针刺麻醉方向发展的一大趋势。再如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早中期以手术治疗为主,晚期用中医中药对症治疗,可加快患者的恢复过程,降低癌肿的复发率,有效提高生存质量。

针灸疗法:针灸疗法自古以来是中医疗病的治疗手法之一,是中医最被世界范围认可的治疗方法。将传统的中医针刺技术与西医理论方法结合,发明了穴位注射法、激光针疗法、耳针疗法、头皮针、电针等新疗法,并对针刺麻醉的临床应用和对针刺镇痛原理研究进行有机结合。自1971年7月被称为“东方阿波罗针灸号”的针麻事件在美国引起针灸热,针灸能镇痛也随之传播到全世界。临床上有体针麻醉、耳针麻醉、头针麻醉、耳针体针结合麻醉等多种方式,均可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小手术如拔牙、扁桃体切除、整骨等可单纯使用针麻,而多系统多器官的外科手术如心脏手术、开胸、开颅、食管癌、胆囊切除等则多采用针药复合手术。 FWrvaGOuOaI+pFMXmxCSZxO36ktQNLYwlTw65kXOMHnWsgcl9/7EAuUFAfoEO9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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