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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东西方文化交融和中西医人才荟萃之地，是较早接受西方医学的城市。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近代上海逐渐成为远东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其以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的鲜明特征，曾一度引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学术的发展，成为当时全国中医药界最繁荣、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日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海派中医，兼具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创新图强、中西汇通的特质。
海派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活力的地方文化之一。“海派”一词缘起于对上海文化现象的指代，代表了不拘一格、不泥传统、别开生面的一种思潮。海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地域概念，特指上海地区；二是蕴涵着像大海一样广阔博大，汇纳百川，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变化创新的精神内质和风格特色。所谓“海派文化”是指近代上海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海派文化的主体，根植于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并且融入了开埠以后来自西方欧美地区的各国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属于上海的独特文化，成为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创新性、扬弃性为基本特点的上海地域的独特个性文化。海派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海派绘画、海派京剧、海派小说、海派建筑等。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在海派文化之中孕育发展，日渐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海派中医，兼具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创新图强、中西汇通的特质。海派文化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上海自古以来就名医荟萃，流派纷呈。根据地方志等文献记载，自唐至清末，有文献记载的医家不少于1 000人，如陆贽、唐以道、何天祥、李中梓、刘道深、沈元裕、吴中秀、李用粹、王孟英等。有记录的医学著作约500余种，有相当名气的特色家系流派不下数十家。如青浦重固的何氏内科、青浦朱家角的陈氏内科、龙华的张氏内科、江湾的蔡氏妇科、嘉定的朱氏外科、奉贤的于氏眼科等，都有数代乃至数十代的传承。这些古代名医和医家流派长期以来的医疗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积累为海派中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以来，许多外地医家纷纷移居上海发展，如孟河四大家（费、马、巢、丁），除马培之外，其余三家均占籍沪上，还有新安的王仲奇、川中的祝味菊、江阴的曹颖甫、宁波的吴涵秋等。还有南通的朱氏妇科、宁波的董氏儿科、浙北的夏氏外科等。曾统计民国以来上海的部分医家流派49家，其中28家来自苏、浙、皖、川、鲁、冀等地，充分体现了海派中医海纳百川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逐渐成为我国江南新的中医学术中心。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上海出现医学刊物几十种，全国性和地方性中医团体30多个，中医教育机构40余所，中医医院30余所。20世纪初叶的上海，出现了我国近代的第一个中医药团体、第一张中医药报纸、第一所比较正规的近代中医学校、第一部《中医大辞典》、第一部《中药大辞典》，彰显了海派中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历史潮流，敢于创新的特点。
海派中医是由许多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师承关系，不同地域的派别融汇而成。这些中医医家有着不同的诊疗风格、学术见解，相互竞争交流，不断充实创新，形成新的特色，是海派中医在传承发展中的普遍模式。同时，由于近代上海其特殊的地缘关系，一直是中西文化论争交流的桥头堡。海派中医注重吸纳借鉴国外医学特别是西方医学知识，倡导中西医汇通，钟情中医科学化。如祝味菊、陆渊雷、章次公等皆认为“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主张中医要科学化，持有中医科学化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中医界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口号，这个口号成为海派中医学术思想的精髓之一，代表着海派中医的主流与特色。总结起来，海派中医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百家荟萃，群芳争艳；二是兼收并蓄，追求创新；三是倡导中西汇通，钟情中医科学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派中医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名医融汇古今学术，吸纳各流派的长处精华，通过家学、师承、医学教育等形式逐渐形成传承关系，培养人才、发展学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医家获得“国医大师”称号（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如裘沛然、颜德馨、张镜人、石仰山、朱南孙、刘嘉湘、施杞、严世芸。他们勇于接受新知，继续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事业守正创新，传承发展。
图1-6 裘沛然
原名维龙，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1930—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海上诸名家的青睐。裘沛然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在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经络、伤寒温病、养生诸领域颇多见解，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亦颇具心得，为培养中医人才做出了贡献。
图1-7 颜德馨
祖籍山东，出生于江苏丹阳中医世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医大师，著名中医药学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历年来获得上海市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等多项荣誉称号。2003年中华医学会特授予其终身成就奖。2004年获得中国医师协会首届“中国医师奖”。
颜氏从医70年，毕生以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己任，长期从事中医药的临床、科研、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学术上开拓创新，倡导“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丰富与发展了中医气血学说，根据疑难病症的缠绵难愈、证候复杂等特点，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之说，发明“衡法”治则，为诊治疑难杂症建立了一套理论和治疗方法，尤其是运用于心脑血管病领域，颇有成效。耄耋之年，犹心系岐黄，在上级领导支持下组建上海市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海派中医颜氏内科传承基地，并个人捐资成立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为中医传承发展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图1-8 张镜人
名存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终身教授，海派中医“张氏内科”第12代传人、首届上海市名中医、国医大师。曾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名誉顾问及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上海市卫生局顾问等学术职务。张氏先后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在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制定、各级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海市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立下了“开创奠基之功”。
张氏悬壶60余春秋，擅长治疗内科疑难杂病，尤精于热病和脾胃病。20世纪70年代首创“调气活血法”治疗萎缩性胃炎，为中医药治疗萎缩性胃炎及防治胃癌开创了新思路。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副参编专著近20余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省市级成果奖10余项。
图1-9 石仰山
石氏伤科第四代传人，国医大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氏伤科疗法代表性传承人。曾先后担任黄浦区中心医院副院长，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名誉院长，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首批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名誉委员，上海市龙华医院脊柱病研究所顾问等；3次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成为上海市继承老中医学说经验继承研究班指导老师，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1994年成为首批上海市领先特色专科——石氏伤科学科带头人。石仰山先后主持完成多项课题研究，科研成果曾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图1-10 朱南孙
江苏南通人，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上海市名中医、教授、主任医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氏妇科疗法”代表性传承人。
朱氏济世80载，接诊患者百余万人次，承二世医业，结合临床实践，创立“动静观”，提出“审动静偏向而使之复于平衡”的观点，总结“从、合、守、变”四法，为诊治妇科疑难病证建立了一套朱氏妇科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临床疗效显著，引领全国。她善于推陈出新，先后主编专著、发表论文50余部，并带领朱氏妇科完成各级课题100余项，推广新技术5项，获国家知识产权5项及各科技奖励10余项。在她的带领下，岳阳医院妇科先后成为全国中医妇科医疗协作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卫生部重点专科、上海市重点学科等。
朱氏潜心传承，毕生以发展流派为己任，传承中医文化，光大国学精粹。2001年即以工作室形式开展流派传承工作，现期颐之年仍亲自主持朱氏妇科流派建设工作，培养后学，传承队伍已遍及海外，朱氏妇科也成为全国工作室建设的成功典范。
图1-11 刘嘉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教授、国医大师、上海市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62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及内科疑难病近70年，率先系统提出“扶正治癌”学术观点和方法，主持国家科技攻关项目5次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课题多项，获省部级成果奖16次。研制治疗肺癌的国家新药金复康口服液、芪天扶正胶囊，首创中药外贴治疗癌性疼痛的蟾酥膏。制订的《肺癌中医辨证分型和疗效评价标准》成为国家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标准。创立的龙华医院肿瘤科目前拥有300多张床位，成为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临床研究基地。
刘氏发表论文100余篇，培养硕博士、师带徒60余名，先后荣获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医学荣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特殊贡献奖、上海中医药发展终身成就奖、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白求恩式好医生”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素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桥头堡，于医学亦不例外。上海是我国中西医汇通思潮产生最早的地区之一。近代上海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我国医学史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自19世纪末，革新中医的设想被一部分中医界精英提出后，在我国近代的中医学术派别中逐渐形成了的“中西医汇通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政策主张中西医结合，上海陆续培养了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临床人才，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以邝安堃教授、姜春华教授、沈自尹院士为代表。上海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开展得较早，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中西医结合学科是在我国既有传统中医药学的基础上，又吸收西医药这样特殊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条件下产生的，是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相邻学科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医学科学在近70年发展的产物。
图1-12 邝安堃
邝安堃，广东番禺人。191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后赴法国，先在里昂大学和里昂化工学院攻读化学，随之进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的医学院学医，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即在复旦大学任教并在上海广慈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参加临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政策鼓励下开始走上学习和研究中医的道路。数十年矢志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坚持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学，取得不少成果。在我国开拓了中医“阴阳学说”的中西医结合实验研究，以及运用内分泌学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新路，成为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家。
邝氏在内科领域特别在内分泌疾病研究中取得了卓越成绩，享有极高威望，同时他还是一位医学思想家。年轻时的邝安堃就许下宏愿，他要闯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西医结合道路。他留法归国后，专门聘请老师指导他学习古文，为以后攻读中医古书做准备。20世纪50年代中期，邝氏开始从临床和实验动物模型两个方面探讨中医理论。邝氏在广慈医院开设中西医联合门诊，一方面继续学习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一方面互相协助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先后坚持了8年之久。就这样，他按照独特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针对中国人的疾病诊治体系，并取得丰硕成果。
在高血压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邝氏借鉴中医药辨证论治的思想和“轻可去实”的论点，提出了小剂量、多种降压药联合应用的“小复方”构想，于1964年研制成功“复方降压片”，这是我国特有的治疗高血压的制剂。经过40多年的广泛应用，开创了降压药物小剂量固定复方制剂的先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邝氏带领下，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创造性地建立了可的松阳虚动物模型、阴虚和阳虚高血压动物模型等，首次用西医学方法研究中医的阴阳理论。
邝氏一直对内分泌学有着深入研究和特殊的偏爱，将它喻为中西医结合的桥梁，认为天物造人很奇妙，人体健康根本是源于体内激素平衡，而激素间的平衡与阴阳学说、激素的反馈与五行学说极为相似，而这至今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经典思路。
图1-13 姜春华
姜春华，字秋实，江苏南通人。姜氏自幼从父青云公习医，18岁到沪悬壶，复从陆渊雷。陆渊雷是革新派，他教中医，也大胆地教西医，这对姜春华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他从那时起就认为，中西医之间不应有门户之见，因为两种医学都是面对着患者。只要立足于中医，做到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学点西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此他自学西医大学的教材，还利用晚上去听课，参加西医进修班学习，并从留德医学博士李邦振处学习听诊、叩诊，通过中西医会诊查房学习西医检查诊断。
1954年姜氏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开业的优厚收入，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内科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任中医科主任并兼任医学院中医教研室主任，使他的精湛技术得以更好地发挥。处身于国内一流的西医学院，给姜氏带来更多和西医交流学习的机会，使他逐渐形成新的观念。20世纪60年代初期，姜氏就明确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主张，认为“既要为病寻药，又不废辨证论治，为医者须识病辨证，才能做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在诊疗过程中，他把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
正是在辨病与辨证思想的指导下，姜氏在温病的治疗上得以打破传统观念，他根据温病的病原特异性是以热毒为主的特点，结合吴又可《温疫论》“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以及刘松峰《松峰说疫》“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窾”的截断病源之说，将卫气营血辨证施治和截断病源辨病用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提出在辨病辨证基础上应掌握“截断扭转”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温热邪气侵入人体后，如果不迅速祛除，则邪气逐步深入，侵犯重要脏器，病情愈益复杂。应采取“迎面击之”之法，截病于初。也就是说，姜氏认为对于温病（泛指各种传染病），必须抓住早期治疗，不必因循等待，必要时可以早期截断卫气营血的传变。具体采用“重用清热解毒”“早用苦寒泄下”“不失时机地清营凉血”三法进行治疗，是其“截断扭转”的三大法宝。实践证明，这三大法宝在温病治疗中能明显提高疗效，特别是对于急性传染病和急性感染性疾病，用截断方药能有效消灭病源，从而拦截阻断疾病向恶化方向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创新的学术思想，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图1-14 沈自尹
沈自尹，浙江镇海人。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是年8月到广州岭南医学院高师班学习，1953年8月返回上海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华山医院）任内科助教，1955年师从著名老中医姜春华教授，因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卓有成绩，1959年师徒共获卫生部颁发的“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沈氏非中医科班出身，但为发扬祖国医学精华，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提高中医诊治效果，解除患者疾苦，在随师期间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系统学习中医经典与临床。
沈自尹在华山医院工作的前两年在西医内科工作，1955年医院党总支书记根据上级宣布的中医政策，决定安排沈自尹去改学中医。组织上安排沈自尹学中医是传统的从师方式，指定姜春华老中医为其老师。姜老让其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学起，不死背条文，而是理解其精髓。1958年，沈氏看到姜老采取巴豆为主制成的巴漆丸来泻去肝硬化病人的腹水，卓有成效，加以总结，发表于《解放日报》，引起了当时医学界的震动。1959年秋，沈氏在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中，注意到一个问题，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6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在某个阶段都有相同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而提高疗效，故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为题应《科学通报》的约稿发表于1961年第10期，开启了以后肾阳虚证的现代研究。1969年沈氏报名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去四川山区的中医药探索队，到穷乡僻壤、艰苦条件下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探索。应用中医药治疗黄疸出血性钩端螺旋体病、百日咳等，疗效优异。1978年以后，沈氏又开始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通过临床、基础的系列研究对肾阳虚证进行了系统揭示。
沈氏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发展了中西医汇通理论，提出了“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等著名原则，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以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阐明中医肾阳虚的本质，制定了中医虚证辨证的科学标准。
中西医汇通派的最大积极价值，就是寻求中医药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他们多数都认为必须吸收新知，借鉴西医，汇通中西医，以求中医的发展进步，在他们之中，有肯定中医较多者，又有肯定中医较少者，但均以肯定中医为前提，这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主流。但汇通的方法以西医理论学说解释中医的理法方药，其目的多为论证中医药如何符合西医对人体对疾病的正确认识，以求证明中医药并不落后，是科学的。从其方法与目的性分析，其指导思想是重西轻中的，或多或少以西医为先进为典范，忽视了中医固有的整体性优势。
上海的中西医汇通派百年前始自恽铁樵先生，在其学生陆渊雷之后，姜春华、沈自尹、王文健等传人不断接续。中西医汇通派前半段主要是提出设想、开启思路，而在后半程，在总结规律、提出假说、科学验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中西医汇通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作为学术流派应该具有以下特征：要有鲜明的治学风格，要有创新的核心理论，要有清晰的传承脉络，要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中西医汇通派治学风格的特点：第一，注重在战略层面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应用层面，或限于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他们关注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中西医汇通派不是在封闭环境中的自我延续，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两种不同医学体系的碰撞、交叉和融合；中西医结合的前辈大师都称得上今天所谓的“战略科学家”，他们站在学科前沿，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第二，中西医汇通派认同包容共享，注重优势互补，既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阐述中医理论，也重视以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来丰富现代生命科学。第三，中西医汇通派强调与时俱进，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西医结合的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更新。百年来虽然世代更迭，但中西医汇通派的这一治学传统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