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南北方相互对立的局面宣告结束。这是继秦汉以后我国又一次的南北统一，尽管隋朝统治不足40年，但在很多方面对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如建立起三省六部制，创立科举制度，创新官员的选拔方式等；修建了南至余杭、北至涿郡、全长2 000多千米的大运河，连接了南北方的交通，更是促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但刚刚脱离战争社会财富尚待积累的隋朝，却因隋炀帝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苛捐杂税，以致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在农民起义下覆灭，最终军阀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并一统全国。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超越秦汉的强盛王朝，吸取了隋灭亡的教训，兼听纳谏，在政治上实行怀柔裕民政策，造成多民族的归附，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大融合，并积极恢复、发展经济，使得生产力获得较大进步，出现了人口迅速增加，原有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已不能自足，于是大量开垦土地的情况。在唐前中期，社会经济文化达到鼎盛，航海技术进步促进了国内外文化的交流及贸易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极为富庶和高度文明的大国，不仅是亚洲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其光辉远射西方世界，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时期又经历了“开元盛世”，但在唐玄宗末期的安史之乱后，唐朝从此走向了衰亡，政治混乱，宦官专权，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经济上，隋文帝采取减轻农民赋税，使经济呈现了短暂的繁荣。但到了隋炀帝时期，由于他横征暴敛，修建大运河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将国库消耗殆尽，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土地荒芜，经济自此一溃千里。唐朝建立后采用怀柔裕民的政策，造成多民族的归附，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使得劳动人民积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盛唐时，人们思想解放，文学艺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唐诗、书法和绘画成就辉煌。那时的唐朝成为了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重新陷入分崩离析军阀割据的局面，经济上也告别曾经的辉煌 ［24］7 。
可见，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其间既有战事连绵、分裂动荡的晚唐，也有全国统一、政权集中、社会相对稳定的初唐。特别是贞观年间以及开元年间，堪称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但拥有广袤的疆土，而且经济繁荣。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稳定的时期，科学技术也相应地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农耕方面，隋唐的统治者相继实行均田制，推广屯田，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南方农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农业器具的改革。据晚唐陆龟蒙《耒耜经》所载，用于水田整地的江东犁由11个部件构成，其中用来调节入土深浅的犁评，巧妙而简便地应用了力学斜面原理，也是铁质农具成熟定型的标志。武后时编修的《兆人本业记》主要记载丰富的作物栽培知识；陆羽的《茶经》是一部记述唐以前茶的生产与特性的专著；此外，《水牛经》则专门记载了水牛的病理及疾病的治疗，适应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
炼铁、炼钢、炼铜等手工业都很发达，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有所提高，当时炼钢方面有灌钢法，炼铜方面有胆水浸铜法，在隋唐时期都被采用和推广，反映了当时金属化学知识普及与提高 ［25］30-38 。在瓷器的烧制中，匠人们积累了关于瓷石、胎釉含量和烧制过程中化学变化的丰富知识，发明了匣钵装烧法，烧制瓷器品种繁多、色彩绚丽，无论是著名的唐三彩，或是邢州的白瓷、越州的青瓷，都已达到巧夺天工的高水平，可见隋唐烧瓷工艺的重大成就。
建筑力学也在不断地改进，无论是规模宏大、规划完整的隋代大兴城、唐代长安城的兴建，还是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都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同时，石拱桥的建造技术也愈加成熟，如保存至今的赵州桥，是隋代著名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作为现存最早、跨度最大的空腹式单孔圆弧拱石桥结构，建筑技术高超，垒砌工整，打磨致密，坚固异常，这反映了当时工匠们丰富的力学知识。
雕版印刷术的问世，因其便捷、费用低廉的特点，被迅速推广，用于印制佛经、佛像，以及诗集、音韵、历法和医药等科技书籍，加之造纸技术不断地革新进步，都为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数学飞速发展：唐王孝通著《缉古算术》介绍了最早的求三次方程的正根的方法。中唐《韩延算经》主要介绍应用数学，叙述了租庸调、两税钱米的计算问题，应用在一个横列式里演算乘除的方法，是唐代应用数学知识的总结。同时，自汉代至唐代1 000多年间，《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10部著名的数学著作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精华，隋唐时期设立算学，唐太史令李淳风和算学博士梁述注释编纂《算经十书》进行数学教育，使之流传至今。
天文历法方面：隋刘焯《皇极历》以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处理日月的不均匀运动，提高计算精度，唐代名僧一行以此为基础，编写《大衍历》，分步中朔、步发敛、步日躔、步月离、步轨漏、步交会、步五星等7个部分，将太阳在一回归年所走度数分为24等分，每一分点即一节气，对后世影响甚大。隋代天文历法家耿询发明水力转运浑天仪；唐代李淳风主持并完成了包括有经、纬、黄道、白道、赤道单双环及望筒装置的浑天黄道铜仪的制造；僧一行和梁令瓒还使用齿轮和拨杆装置成功制造了水运浑仪，这架水运浑仪不仅能显示列宿运动情状，而且传动机械结构已比较复杂，是世界最早的天文钟之一。
伴随全国统一的出现，全国及地方区域性的地理学“图经”著作大量涌现，隋《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唐代贾耽绘《海内华夷图》首创朱墨二色标记古地名，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为后世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还有玄奘《大唐西域记》，对后世地理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推动了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多元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兴盛，特别在李唐王朝建立之初有着“践祚之初，悉行文教”的政策，虽然儒、佛、道仍关于优劣高下的论争不断，但长期理论上相互借鉴汲取的融合方式，开启了宋代理学的先河。
到南北朝末期，喜欢荒诞浮华和高谈阔论的玄学遭到了很多思想家、文人的批判，逐渐走向没落，同时，伴随统治阶级对儒、佛、道的不同利用程度和对儒、佛、道的排序，在思想领域，佛教思想从隋唐以前的理解和翻译，逐渐转向本土同化、进入全盛时期，传统儒学与新兴的道教、佛教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任继愈归纳为“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首” ［26］2 。
隋统一中国后，王通认为三教各有其弊，“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中说·问易篇》），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归一的纲领，亦可看出其立足儒学、融会佛道的努力。隋文帝采取了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策略，尤其借重佛、道二教来实行思想统治，隋炀帝尤其重视道教，如《隋书·经籍志》中有“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同时道教也利用统治者的扶持，借机争取自己的地位。
李唐王朝建立以后，继承并奉行隋代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策略：尊道、礼佛、崇儒，唐高祖曾下诏“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唐高祖《赐学官胄子诏》），创造了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改变了隋代轻视儒学、重点扶持佛教的做法，但唐朝历代君主在三教之中各有偏重，唐初统治者尊老子为始祖，重点扶植道教、奉为国教，确定了“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唐高祖《先老后释诏》）的顺序，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数代皇帝又是狂热尊崇道教并大力扶持，奉《道德经》为“蕴至道之精”“可以理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得道教在唐朝广泛流行。而道家、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初唐统治者们的政治决策。包括魏征在内的一些政治家，在治世方略中显示出了极具道家、道教特色的美学智慧。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学者从医德的角度提出了道教人格美学的问题。
统治者尊重儒学，主要重视其具有经世安邦治国之用，唐太宗有“尧舜之道、周礼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 ［27］38 （《贞观政要》卷六），“重儒”之倡使得式微儒学再度振兴，进一步统一儒家经典，考定五经、编纂标准版本，命颜师古统一经文，令孔颖达等统一经义编撰《五经正义》颁行全国，标志着南北朝分立的儒学开始进入统一的时代，而其后韩愈、柳宗元等也倡导古文运动，积极推行古道，复兴儒学。同时，统治阶级对佛教既有利用又有抑制，东汉已传入中国的佛教依附于黄老道和玄学，逐渐完成自身的本土化，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学，伴随统治阶级政令变化发展时起时伏，如唐高祖“兴道抑佛”，而武则天则“释教在道法之上”，可见佛教发展的曲折起伏，另外，佛教唯心主义得到了高度发展，对此儒、道两家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中印文化在冲突中交流，在交流中互相改造吸收，融会贯通。尤其是道教哲学大量吸收佛教哲学思辨性的内容，以此充实和提高自己，相较于保守的儒家，道教充分展现出其理论系统中无比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在论著中均体现出援佛入道的特色。这种不滞于有无又不滞于玄的境界在表现精神的极度超脱自由上与美学找到了契合点，从而开启了唐代道教美学思想的大门。
可见，三教“和而不同”，唐代在思想文化统治上的改变，使得三教在并行不悖的原则下，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三教的相互融合和发展，同时又导致了它们相互竞争之余的互相包容，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同时，也为中医药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医家也深受三教合流的影响，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28］22 ，其中不仅有儒家的“恻隐之心”，道家的“无欲无求”，也有佛家的“大慈大悲” ［29］478 ，创立了中医学伦理道德观。
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个兴盛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重视医学人才的培养，举办太医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医事制度进一步完善，均为医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医家相对安心著书立说，全面综合整理前代医家的医学成就，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著《外台秘要》，同时，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研究整理汇编。隋朝编纂了《四海类聚方》《诸病源候论》等医学巨著，唐高宗主持修订了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著作《新修本草》，均呈现医学集大成的总结倾向。这一时期，中医学在总结继承和发扬前人医学思想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学术争鸣，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使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得以更好地结合、传承，可见当时医学发展的繁盛之势。
隋唐时期，伴随儒学的复兴，特别是在儒学的尊经复古、经学注疏之风的影响下，对《内经》学术理论的研究发展呈现了总结编纂整理的趋势，不仅着眼于对《内经》的整理编次注释，还重视《内经》学术理论在临床医学上的运用总结，并逐渐专科化，临床各科、方剂、本草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大量方书、本草著作、综合性医著的问世也为临床医学理论和实践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医理论体系奠基之作的《内经》，因其文字古奥、难以理解，且非一时一人一地之作，每一篇章均包涵多方面内容，在后人研习流传过程中，“三坟之经，俗久沦坠，人少披习，字多传写误” ［30］119 （王冰注《素问·经脉别论》），不利于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伴随中医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分化渐出端倪，以及临床实践的需要，均成了分类研究的动力。
隋唐政府重视对古典医经方书的注释、整理和发挥，多次组织对《内经》的整理校定。杨上善，隋唐间人，生卒年代不详，医学家，在隋炀帝大业年间曾任太医侍御，奉敕对《素问》《灵枢》进行编纂注解，将医理阐释、经文校勘、词义训释有机结合，首创分类研究法，仿《针灸甲乙经》体例，编撰《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合为30卷。在南宋以后亡佚，至清末学者杨守敬斥巨资购得小岛尚质初抄仁和寺本，虽已成残帙，但得以重窥原貌。
《太素》按照《素问》《灵枢》内容的类别不同、全面重新分类编次，加以注解，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19类，每类下再细分子目，将相关内容归纳集中、加以注解，进行分类研究，将篇幅较长者置于前，短篇置于后，删减重复，使得理论见解更为系统化、条理化，因杨上善谙熟医典，且语言文字功底深厚，以阐发经义为多，不失经旨，使得中医理论体系呈现出一个纲目明细的雏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全文分类形式的《内经》全注本，开创分类注释《内经》的先河，亦为隋唐时期医学发展分科日渐细化的一个缩影。同时，因杨上善精于老庄之学，受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从其将“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等摄生相关篇章置于《太素》卷首可见一斑，设“顺养”“调食”为篇题，并有“天地之间，人最为贵，人君众庶，莫不宝身” ［31］325 之语，可见其对于摄生之重视。另外，杨上善通晓字词训诂，训释有理有据，“太素本”多考据诸《说文》、旁及《尔雅》《广雅》《玉篇》等，且在分类注解中尽可能不改动经文、维持原貌，多在注解中以存疑方式说明，为最接近《内经》古貌的著作，详于医理，也有益于后世辑佚钩沉，在训诂、校勘上为后世医家所参考，且其分类明细、无所依傍，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拓之功 ［32］308 ，亦有颇多理论创建及阐发，成为历代以来研究和考证《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因《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王冰序）》］，且在流传后世过程中，数历传抄，“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王冰序）》］之故，不仅不利于指导临床，且存在亡佚奉献，唐代医家太仆令王冰（公元710—805年），自号启玄子，以《素问》全注为祖本，进行了依序编次整理和修订，纠正重叠错漏，遵循“分类注释”的体例，以养生、阴阳、藏象、诊法、病能、经络、治法等为序进行编次，详尽诠注《素问》、阐发经义，对于“前后不伦，文义悬隔”连贯文段、添加字词以阐明医理，对于“篇目重叠”删去繁杂以留其要，兼顾词义训诂与医学理论的统一，更易篇第，使得各篇章相关内容集中，系统性、条理性更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王冰序）》］。同时，还将《天元纪大论》《六微旨大论》《五运行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至真要大论》《六元正纪大论》七篇补入集中阐发了运气学说，使古代运气学说的重要文献因此而保存流传下来，其功不可没。王氏在次注过程中“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王冰序）》］，书中多引证《周易》及阴阳家等许多著作的文字，用以经解经之法注解经文，回归经典原旨，历时12年，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又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共81篇，24卷。此版后又经宋校正医书局医官林亿校正，流传后世，为自全元起注本、杨上善《太素》亡佚后，现存《黄帝内经素问》的最早祖本，也是历代《内经》注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书中多处仍保留全元起注文，故林亿等将之称为“次注”，对《素问》的存世流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宋代及以后《素问》的校勘注释均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另外，王冰注本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训诂，其中的医理阐发也着实精当，对《素问》原文追本溯源，着重对养生、阴阳、运气、藏象病机及辨证论治理论，不仅深入阐发了医学理论，如对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注解中，引入“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 ［30］11 ，形象地揭示了阴阳互根之理；还融入了个人见解发挥，譬如在注解“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中，提出“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30］466 之法，为后世所熟知流传。《内经》传世至今历经千载，亡佚复得、注疏校补，但后世医家理论实践发展皆不离其所奠之理论根基，为医家所宗，方使“三皇遗文，灿然可观”［《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林亿序）》］。
《内经》明确将六气、情志、饮食、劳倦等归于致病因素，提出了最早的病因分类法，首将阴阳作为病因划分的总纲，并详细阐述各致病因素的特性，以及侵入人体的途径；“病机”一词首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 ［33］10 ：“审察病机”“谨守病机”，根据外部症状，以五脏、六气为纲归类病机变化的“病机十九条”对后世病机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指导意义。同时，《内经》所载如热病、痉病、痿病、痹证等具体病证，论及各自病程变化规律：脏腑经络传变、六经传变等，均为病证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可见，《内经》病因病机理论，不仅为后世医家对病因病机学说的发展充实奠定了基础，也有效地指导了临床辨证论治。
巢元方，生卒年史书缺传，隋医学家，太医博士。立足于《内经》病因病机理论，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隋炀帝之诏，查阅藏书、荟萃群说，溯百病起源及证候之要，于公元610年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50卷，总结了我国7世纪以前病因、病机证候学的成就，以病为纲，分67门，又按病因、病理、脏腑等分类，对1 739种证候的病因、病机、发病做了专门具体的论述，以《内经》阴阳等理论为基础、串连诠释，全面运用于临床，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开启后世对于疾病、证候探求病机之端。后世经方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均直接或间接引《诸病源候论》条文置于首；提出“乖戾之气”为外感热病之因，为后世的“三因学说”、温病理论提供了病因理论基础；提出“沙水致瘿”及寄生虫病理论；作为中医学现存最早且最系统全面的病源学专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
伴随临证医学的巨大发展，有关学术理论和疾病防治的研究日趋深入细致，不仅着眼于每一个疾病，而且注重每一个证候的临床表现和病因病机，治疗有效性得以保证。医学总结编纂的趋势出现，其间，综合性大型方书和临床各科专著也相继涌现，汇集了前代医学大成及临床实践经验，以《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为代表，后世医家有“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之语，而《内经》学术理论则是其中的核心部分。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唐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医药学家，博学多识，德才出众，汇通儒释道三教，医学史上极负盛名，因其医术精湛被后人尊称为“药王”，编撰《备急千金要方》，共30卷，分223门，列医方5 300余首，作为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内容详博，可谓集唐代以前临床医学的大成者，后世医家赞其“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备急千金要方》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保存了大量古代经方文献，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科而述，在藏象、养生、针灸、临床医学等方面均体现对《内经》学术理论的传承发展。孙思邈对《内经》的重视程度，正如《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他对后学习医者的要求：“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本草孔穴……如此乃得为大医” ［28］21 。藏象理论方面，以虚实寒热为纲，系统论述了五脏六腑脉证并运用于临床辨治中，充实了《内经》藏象理论；养生方面，将《内经》饮食、起居、情志养生思想具体细化，在传承诸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篇章的基础上，发展《内经》老年养生、食疗、按摩导引等方面的理论，通晓养生之术，其中，养老、食疗为后世养生家所推崇，《备急千金要方》“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可见一斑；针灸理论方面，首载疗效显著的“阿是穴”，并对灸法完善发挥，启灸法防病保健之端；临床医学方面结合自身医疗实践经验，对许多内科疾病（包括传染性疾病、杂病）、外科疾病等都有着正确的描述，将治则治法汇集并条理化，方药充实完备，指导临床实践，特别在妇科、儿科方面，为专科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焘（公元670—755年），唐天宝年间陕西郿县人，医学文献学家。唐玄宗时期曾担任皇家图书馆“弘文馆”主管长达20年，其间，王焘对自先秦至唐代医学典籍及医家论著“上自炎昊，迄于圣唐，括囊遗阙，稽考隐秘”［《外台秘要方序（王焘序）》］，甄选分类编纂，汇集而成的综合性医著——《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 104门，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的临床证治，先论后方，载方近7 000首，早期传本已不存，历经辗转抄刻后留存。《外台秘要》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不仅保存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还为后世提供了研究晋唐时期医著文献的资料，因王焘摘引的文献均一一注明了出处，弥补了战乱时期医书亡佚之憾（如《近效方》《古今录验方》《肘后方》《删繁方》等），许多散佚方书多赖《外台秘要》得以保存部分内容，也为后世医家校勘、辑佚提供了条件，其中引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内容最多，后传至朝鲜、日本等地，日本《医心方》、韩国《医方类聚》均有引用。《新唐书》称之为“世宝”，清徐灵胎亦赞：“唐以前之书，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医学源流论·〈千金方〉〈外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