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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末期，西方的周渐强，最后取代了殷的共主地位。
周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控制，本着武王的遗志，营建洛邑。而后成王迁都于此，命名为成周。成王所以营建成周，主要是因为原来的都城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当初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又迁殷商“顽民”于洛邑附近，令其定居，并且告诫他们说，“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尚书·多士》），又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田）尔田，天惟畀矜尔”（《多方》）。
这就是要商顽民在洛邑附近安家落户，老实种田，永做周王国的驯服顺民。周初对于殷民，不用严刑杀戮，而主张多加教育，以期改造他们。例如，封康叔于卫之时周公就曾反复告诫他说：“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康诰》）。但是，对于那些敢于反抗不听命者，不但“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多士》），而且还要像对奄君、淮夷、徐戎等那样加以讨伐。
周公所以采取这种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为了达到把广大的东方安定下来，尽量减少被征服的各族首领起来反抗的目的。
周把东方征服的领土大部封予子弟功臣，纯粹的政治封建制度至此才算成立。在周公、成王、康王三代，新兴的封建王朝势力很大，至少对王畿附近的诸侯有些支配能力。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周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周王室与国内各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和冲突。
当时周边民族主要有东方的淮夷；南方的楚人，如庸、户、彭等群蛮部落；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鬼方和猃狁、犬戎；东北地区有肃慎。先秦文献和铜器铭文中有关周与各族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属于战争的记录，但是隐藏在它后面的各族之间的融合及其共同开发，则是历史的主流。
昭王见国力强盛，有心向南方扩张，在南巡汉水时，溺水身亡。穆王继承了父亲的壮志豪情，即位后东征西讨，东至九江，西抵昆仑，北达流沙，南伐荆楚。穆王是古代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关于他的传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则是《穆天子传》。
但共王以后，周室的势力渐呈裂痕。共王之子懿王在位时，周室衰弱，面对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