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联大不设校长，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管理。蒋、张二位在重庆任公职，委托梅贻琦全权主持。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凳子的。”有这样的领导，联大才能够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1946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结束办学时，由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有一段话：“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清华大学提倡“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北大提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南开大学立志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均在西南联大有所体现，而根本核心是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遇到讲同一主题，也是各讲各的，互不相让。比如胡适与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一个疑古，一个释古，学术相左，闻名于世。不信权威、持疑兼听以获真理，成为弥漫校园的良好风气，并由此创下了学术和教育的奇迹。

冯友兰在晚年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署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从左至右：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许渊冲，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王传纶，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得主；王希季，“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西南联大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其中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 tHIJ3fqVNo/XdmczepWah7LHsKrlU+86FXe89vEGxAAMF02eFWA5IV09gLby/M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