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1991—1994年

我挤出房门，推开一楼沉重的木门，欢快地走下已破碎的瓷砖楼梯，走上春日里的莫斯科街头，此时的天空呈现出了罕见的亮蓝绿色。在齐踝深的湿雪中跋涉了一个冬天后，就像变魔术似的，春天不期而来。

我的右边是莫斯科的环城公路，有10个车道，上面行驶着汽车和卡车，就像流进主动脉的血液一样。

时间是1992年，我已在莫斯科生活了近一年。回想起来，当时我做出了一系列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决定，这些决定促成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如果要回顾我们为何收养索尼娅，得从我决定去俄罗斯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上大学时，莫斯科看起来就像一个神秘的另类帝国的中心。据里根总统说，苏联人是邪恶的，这令我对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苏联有数亿说各种各样语言的人，所处的时区从东欧延伸到亚洲。我在苏联也有亲戚，是我的祖父，我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出生于沙皇俄国时期。有时他在开餐前要喝一杯伏特加。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我从大学毕业，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工作，最初是做教师和翻译，我觉得那是一个毕生难遇的良机。

我曾为一个美国文化交流组织做过一些工作，在莫斯科住了近一年之后，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来到了莫斯科。他宣布要在我的公寓里举办一场聚会。在客人抵达前不久，我打算出去买一些啤酒和其他杂货。

我在那个春日离开公寓时，注意到一名女子正在用门边的电话亭。这个电话亭和当时莫斯科的许多其他电话亭一样，破旧不堪。有一些窗玻璃不见了，但电话能用。

她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和一件与之相配的短款外套，这似乎凸显了她的身材。我看着她，她也径直看向我。她很漂亮，高颧骨，一头红褐色的齐颌短发。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活力。站在我住的那个单调的苏联时代的公寓前面，她似乎是一道光，面带笑容，让我也忍不住冲她微笑。

我当时已经知道，在大街上接近一个漂亮女子并和她搭讪，是不会被社会反对的，特别是当她也看你的时候。但如果接近她，就需要和她交谈，我当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知道，在第一次走向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孩时，我会紧张，所以俄语水平会下降，那样的话，她会认为我是一个白痴。

于是我转过身，打消了和她说话的念头，去买东西。20分钟后我回来了，费力地提着袋子，里面装满了俄罗斯啤酒，很重。这种啤酒打开时可以闻到一股新鲜面包的味道。我把钥匙留给我老板了，所以我得按前门的门铃才能进去，然后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上到我家的楼层，走出电梯，走向家门。和很多公寓一样，我的门外放了脚垫。我按响了门铃，门突然打开了，迎面看到电话亭里那个光彩照人的姑娘。她是这场聚会的客人，是我的美国同事的朋友的朋友。

我有些不好意思。她刚刚看到我盯着她看了吗？她当然看到了，但我们都假装没有这回事。从近处看，她的眼睛是蓝绿色的。我猜她比我大。

我该说些什么呢？在楼下时，我是那个傻乎乎的美国人，对这位俄罗斯女子眉目传情。我打了声招呼，从她身边走过，来到窄小的厨房，放下了买的东西。她跟着我进了厨房。

“你好，我是保罗，住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我是玛丽娜。”她笑着说，脸上洋溢着喜悦，令我心中有些慌乱。她的英语很好，几乎没有俄罗斯口音。

“你能帮我做饭吗？”我问。

“没问题，我能做点什么？”她说。

“给，”我边说边递给她一瓣大蒜，“把这切碎。我在做意大利面，这是调味汁的第一种关键原料。”

我试图给她留下好印象，说英语是我的第一招。我猜测，会做饭是加分项，因为俄罗斯男人通常不做饭。

“你经常做饭吗？”她一边问，一边热情地拿起大蒜切碎。我拿出一个洋葱，也切碎了。

“不。但我们从小就得做饭，我学会了。”我说。

她特殊在哪里呢？虽然很迷人，但美貌并不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我遇到过一些性感的女子。而她的主要特征是有活力，让整个房间一亮。我被她吸引了，在我看来，其他人也被她吸引了。房间因为她在而变得有生气了。她在观察和分析我，用语气、眼神和歪头的动作做出回应。对话持续了大约5分钟。我告诉她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转过墙角，走进客厅，我的同事和他的朋友彼得正在那里，我们在那里说话她听不到。

我之前没见过彼得，但我听说过他。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在缅因州当农民。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在苏联和美国农民之间建立了交流，给冷战的敌人带来了一丝人性的温暖。虽然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但当时许多人认为美苏之间的核对抗的确有可能发生，因此，一些人觉得可以通过公民交流来降低核对抗的可能性。

彼得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坐在一件廉价的苏联家具上。我和他打了个招呼，简单介绍了一下我是谁。然后我问彼得，能不能追求玛丽娜。

“不行，她结婚了。”他抬起头，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他大概45岁，相比之下我还是个孩子。

“那太糟糕了，她是我想娶的女人。”我对他说。

我转身回到厨房，玛丽娜正在厨房里切菜。

但我们并没有对彼此来电。我后来发现，她对我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的内心世界和我是一样的。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她离开聚会时，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我的借口是我有时需要别人帮忙翻译。当时她站在门口，疑惑地看着我，可能在怀疑我的真实目的。尽管如此，她还是迅速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从那时起，她就令我魂牵梦萦。我大脑的某个部分一直在扫描，试图寻找玛丽娜的信号。她在哪里？她在做什么？

※※※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我走遍了整个苏联。在遇到玛丽娜后不久，我被派往加里宁格勒，帮助安排一场文化交流。我还打算在那里写一篇报道。加里宁格勒曾是德国的飞地，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希特勒曾从那里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则在二战结束时将该地收回。

我去那里时，这座城市拥有后苏联时代许多城市的常见外观：破败的基础设施，市中心有一座混凝土铸成的苏维埃式建筑，是行政大楼，还有几座巨大的苏联式的现实主义雕塑。在那里的第一夜，我和一位同事在一位前高官的小公寓里一起吃晚饭。

晚饭后我们照常喝了几杯伏特加，和我一起出差的同事提议一起去夜总会。那位前高官告诉了我们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我记得树林里有一些异样，汽车胡乱停着，进进出出，扬起尘土。夜总会里放着一种东欧风格的喧闹音乐。这种音乐显然很流行，但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不过夜总会里的人对此很熟悉。这种音乐伴着电子鼓的重击声，似乎既单调又铿锵猛烈。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又点了一些伏特加，然后很快就进了舞池。

我看到一位娇小的金发女郎似乎是独自一人，于是去邀请她跳舞。扬声器里不断传出嘈杂的音乐。我们几乎听不懂对方说的话。

“我是保罗，你呢？”我忘了她是怎么回答的。我兴致很高，一切都显得很好玩。她也兴致盎然，显得既警惕又好奇。在莫斯科，美国人很少；而在加里宁格勒，可能一个美国人都没有。夜已深，她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回家。我住的公寓楼对面有一架直升机，我忘了俄语里“直升机”怎么说，因为所有公寓楼看起来都一样，所以要找到回家的路，就必须告诉司机这样的地标。出租车已行驶到市中心附近，我不记得那个单词，只好向司机解释直升机是什么：“能起飞和降落的飞行器，但不是飞机。”

他听不懂。最终，20分钟后，我想起了俄语中的“直升机”一词，脱口而出，他立刻知道了我住哪里。

她和我坐在公寓楼入口对面的公园长椅上。距我们离开夜总会已有一段时间，但我仍有醉意。初夏的凌晨空气清凉，我们偎依在一起。我轻轻咬了咬她的脖子。她也笑着吻我。

当时我24岁，那是1992年的初夏。8年后索尼娅出生在这座城市。她姐姐比她早出生一年。

1992年时加里宁格勒有多少夜总会呢？这座城市和纽黑文差不多大。

那个女子现在在哪里？索尼娅的生母有没有去过那个夜总会？我想着，我也许曾与她相遇，不禁浮想联翩。

天色破晓。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匆匆记下电话号码，彼此道别。

当时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去加里宁格勒了。这座城市显得破败而粗俗，随着伏特加的劲儿逐渐消退，大脑逐渐清醒，我心中泛起了一丝悲伤，似乎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悲凉。

※※※

回到莫斯科后，每六个星期左右，我就找借口给玛丽娜打一次电话。有一次我们在咖啡馆见面，讨论一份翻译工作，但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她对我没兴趣。

大约在我们初遇一年之后，有一次打电话时，我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她非常沮丧。她好像在哭。

“怎么了？”我问。

“我和我丈夫分开了。”她哽咽着说。

“真的吗？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带一些镇静剂来。”她听起来很严肃，不过我怀疑“镇定剂”这个词她说错了。

“要不我去找你喝茶吧？”我提议道。

她说好，然后把她的地址告诉了我。有进展了，只不过这与我曾经想象的场景不同。

很快，我就坐在了她的小厨房里。我心中充满同情，也有一丝内疚，因为我突然闯入了她家，而且意图并不全然高尚。大多数苏联公寓都贴着壁纸，通常还有一张挂毯，但她的公寓只有简单的白墙和木地板，这很罕见。至少家居风格表明她的品位与众不同。

玛丽娜拿一个雅致的白色陶瓷茶壶给我倒茶。她跟我说了她丈夫伊戈尔的事。他们曾为生孩子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在一家欧洲诊所进行试管授精，最终无果。后来伊戈尔和一名同事发生了婚外情，被她发现了。那个勾引她丈夫的女人叫达莎。玛丽娜把伊戈尔赶了出去，并拒绝了他的挽回请求。在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她的经历之后，她突然话锋一转。

“你有没有想过死？”

“一直在想。”我答道。我不是在忸怩作态，这是实话。我会读报纸上的讣告，也会在墓地里停下来读墓志铭。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的尘世生命是多么短暂，我们之前已有多少人逝去。

她突然大笑起来，说当她提起死亡话题时，伊戈尔会很不高兴。显然，这道题我答对了。

※※※

很快，我们就开始分享日常生活。秋去冬来，我们醒来时会听到房子外面雪铲在人行道上刮雪的声音。我们都喜欢浓咖啡和英国歌手凯特·布什，以及在莫斯科的社区里长时间散步。渐渐地，她把我介绍给她的一大群朋友。

距离我在莫斯科住的公寓15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个全年开放的户外游泳池，名字叫“海鸥”。冬天，当地政府会用大水管向池内注热水，给池底加热。进游泳池时，我会先跳入一条充满水的通道，通道的入口就在更衣室里。这似乎是一个绝妙的苏联式装置。

每次跳进通道时我都有一种感觉：冷天我在家时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池面上飘荡着大量的水蒸气，朦朦胧胧，我看不到泳池的尽头。一张游泳池出入证的价格只有几美元，所以像这样的加热操作肯定是不利于现金流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段混乱的日子里，这个游泳池的经营者不得不通过其他项目来赚钱，比如跳水。夏天时，他们会在泳池上方安设一个跳台，我可以一边来回游，一边看上面的人跳水。我怀疑，一些拥有模特身材的妓女在不工作时会懒洋洋地躺在水边的露天看台上晒日光浴。这里的泳池清洁设备不足，因此经营者会雇用潜水员，让他们戴着水肺，下去清洁跳水池。在游泳换气时，你也许会同时看到潜水员、妓女和跳水者。

进入游泳池需要一大堆证件，包括带照片的身份证、会员证和卫生部颁发的证明。如果其中有英文证件，还需要一些翻译件。像当时大多数俄罗斯女性一样，玛丽娜对健身概念并不熟悉。人们保持苗条的方式是少吃和吸烟。健身房和健美的体形对他们来说是陌生概念。原因也许是，真正拥有健美身材的人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这种人在俄罗斯有很多。无论如何，我跟玛丽娜说，运动让我感觉更美好，尤其是游泳。

虽然有些不相信，但她决定和我一起游泳，这成了我们另一项共同的活动。在一次共同游泳之后，我误将入池所需的学生证落在了玛丽娜的钱包里。

玛丽娜后来告诉我，我们分别后，她去见了一个算命师。是她妈妈坚持要她这么做的，她妈妈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出现了，她想知道玛丽娜和伊戈尔的关系还能不能挽救。显然，在那里，找一个公认的好算命师算命是很自然的事，尽管我觉得我每一任美国前女友的母亲都绝不会要求女儿做这样的事。玛丽娜遵从母亲的意愿，来找那个女算命师，给她看了一张伊戈尔的照片。

“你想知道你和他的未来吗？”算命师带着疲倦的神色问道。

“是的，如果你能算出来的话。”玛丽娜说。

算命师看了照片一秒钟，还给玛丽娜，说：“你们俩缘分已尽。”

“好吧。”玛丽娜说，她站起来准备走，同时打开钱包付钱。

“等等，再把钱包打开一下。”算命师说。

玛丽娜又打开了钱包。

“给我看一下那张照片。”算命师指着我的学生证说。

玛丽娜疑惑地看着她问：“哪张照片？”

“你钱包里的那张学生证。”算命师说。玛丽娜把学生证递给她。算命师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和他在一起，你将拥有光明的未来，你们会有两个孩子。”

玛丽娜刚刚和丈夫分手，没有孩子，而且被认为没有生育能力，她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算命师一眼，走了出去。

※※※

1993年年底，我收拾行装，准备飞往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做一个报道。我和一位摄影师朋友同去，他也叫保罗，同行的还有一个摄制团队。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流放到鄂木斯克附近的一个地方，当时他比我大不了多少。

在公寓的门厅里，当我们把装着摄制器材的黑色帆布包背上肩时，玛丽娜缓慢、大声地对我说话，以确保我能听懂。她是用俄语说的，这样我的朋友保罗就听不懂了。

“我怀孕了。”她说。

我看着她，拿着东西转身走出了门，向她点了点头，表示我听到了。

“你回来后我们再谈。”我记得她说。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去机场的路上，我保持沉默。破旧的苏联式出租车轰轰作响，车里挤满了摄制器材。保罗和其他组员在聊天，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呆坐着，一言不发。

到了西伯利亚，不出所料，天气冷得要死。那是一个庞大的铝厂，厂里堆满了闪亮的金属板，每一块都有一辆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那么大。我们在铝厂里完成了一天的拍摄和采访，接着住进一家新建的酒店。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像样的浴缸。我给浴缸加满热水，爬了进去。我在那一天里第一次感到了温暖，也第一次有了独处和思考的时间。

玛丽娜怀孕了。我该怎么做？我25岁，我们交往了不到一年。我坐在浴缸里，希望能厘清思绪。我想不出来，大脑一片空白。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认识的同龄人都没有孩子。

我们又工作了一天，空气极冷，仿佛故意跟我们作对一样。然后我们飞回了莫斯科。

第二天，玛丽娜请了假，来到我租的小办公室。她被激怒了，那时我已经知道她这种表情的含义了，这意味着她做好了打算。她穿着蓝色的裙子和时髦的高跟鞋，坐在我的办公桌上，跷着二郎腿。我坐着静静地听。

“你可以留也可以走，随便，但我要留住这个孩子。”她坚定地说。

我还在犹豫是否要做父亲。我觉得我和她是灵魂伴侣，但这意味着我的生活要突然加速，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原本计划以后当一名作家，现在却要直面迫在眉睫的现实——在8个月后当爸爸。

“我爱你。我也想当爸爸，但我们可以推迟一段时间吗？”我说。

“不管你怎么想，我要生下这个孩子。我能怀孕是个奇迹。我的前夫和我努力了多年都没有成功。”她答道。她33岁了，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

我把目光移向右方，看了看公寓的院子。外面还亮着，但每年这个时候，莫斯科的黄昏来得很早。夏天的景色很美，冬天则被一片黑暗和冰雪笼罩。我把目光转回玛丽娜身上，意识到她不会让步。

这次谈话后，接下来的几天我和保罗在莫斯科各地拍摄，我把自己所处的困境告诉了他。

“你要当爸爸了，”我们检查灯光时他对我说，“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要娶她。”

这确实是我面临的抉择。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好像里面塞了个天平，就像俄罗斯商店里称奶酪用的天平那么大。

虽然我对玛丽娜说我爱她，但我现在意识到，当时我并不真正明白“爱”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交过女朋友，但我并不真正明白一种深爱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她是一个天使，尽管我说不出准确的原因。我确信她是个好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这么确信，也许只是自然的力量和我内心的力量让我觉得她很好，那是一种原始的幽深的信念。

想到要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庭，让我陷入了两难。我父亲得了一种罕见的、可怕的慢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快要死了。他即将离去这一点，让我压力很大。也许我心中渴望一种解药。也许一个孩子将恢复某种秩序感，就像是在严酷的俄罗斯冬天之后的复活节。我想感受生与死的循环，而不仅仅是死亡与混乱的部分。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知道在父母不全的环境中长大是什么感觉，不想我的孩子经历那种生活。

但我已经身无分文了。长期缺钱让我感觉很糟糕，每一项支出都会带来痛苦。我不够成熟，以自我为中心，只不过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当时有多么不成熟。我在美国没有房子，玛丽娜也没有保险。

疑虑就像是黑暗的走廊，我在其中摸索着前进，试图倾听内心的声音，辨别正确与错误。我以前做过坏事，知道做坏事之后的感觉。我不想抛弃玛丽娜和这个孩子，给自己做的坏事再加上一项。所以我做出了一项承诺，或者说尽我所能的承诺。我暗暗告诉自己，如果5年后我真的很痛苦，我就退出。人们通常不喜欢记住这样的事，那是我在自己心中订立的一项契约，但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我给自己留了一道心理出口，假如这段婚姻变得很糟糕，我就退出。

在我的美国朋友中，我会是最年轻的爸爸。我预料到，当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家时，会受到众人严厉的评判。你没钱没房子，却要组建家庭？我知道他们会这样想，我很在意他们的想法。我交往圈子里的其他夫妇都是在结婚前6个月发出婚礼请柬，而我们却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有了孩子。

相比之下，在俄罗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20岁就有孩子并不罕见。以当地标准看，我不算很年轻。也许考虑到这一点，以及玛丽娜的天性，她比我要务实得多。她对我说：“谁会关心这件事呢？我们将组建家庭，这很好，没问题。放轻松。”

几周后，我和玛丽娜去莫斯科一家医院做检查。

在我听萨沙心跳的时候，一位面色疲惫的医生坐在我们旁边。这样的事医生已经见惯了，而我还没有经历过。

“怦怦，怦怦，怦怦”，像鼓点一样，一个小小的心脏发出低沉的有节律的声音，透过玛丽娜光滑的腹部，清晰地通过听诊器传进我的耳朵。

“这让人难以忘怀。”我对玛丽娜说。

于是事情就定了，我们要组成家庭了。

就在那一刹那，我一直纠结的关于人生目的的存在主义的问题消失了，就像满天沉郁的灰云消散，湛蓝的天空重现。

对我来说，组建家庭的目标很明确。也许在类似情况下，像史蒂夫·乔布斯或爱因斯坦这样思维更天马行空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两人都在早年间放弃了意外到来的孩子。与其说这是一种想法，不如说是一种情感：想到一家三口在一起，让人感觉更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知道索尼娅的亲生父母当时心中经过了怎样的权衡。他们是什么时候决定抛弃索尼娅的呢？像他们这样的父母并不罕见，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大约有1.4亿孤儿。我还想知道索尼娅的情况，她现在已经成年了。她会选择要孩子吗？如果是，她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

※※※

1993年，玛丽娜怀孕3个月时，我们从莫斯科飞到华盛顿特区，去看望我父亲，过圣诞节。

此前玛丽娜在莫斯科的冰面上滑倒了，膝盖骨骨折，所以除了挺着肚子，她走路也一瘸一拐。我父亲被安置在华盛顿郊区一个单调的生活辅助中心，大厅里有几张皮沙发，如果液体洒在上面，可以用水管冲洗。

他住在一间一居室的公寓里。“嗨，爸爸。”我在走进公寓时说。他是一个整洁、严谨、有责任心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

他穿着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蓝色衬衫，这是他的标准制服。他面色松弛，脸上缺乏表情，像其他患有特发性直立性低血压以及类似疾病的人一样。松弛的脸让本来就沉郁的表情变得更沉郁，他就像是一颗坍缩的恒星。

“保利 。”他说，听起来很高兴。

“爸爸，这是玛丽娜，我在莫斯科就是和她一起生活的。”我说。

玛丽娜穿着一条借来的卡其布裙子，以及一件宽松的蓝色衬衫，以遮住她微微隆起的肚子。

爸爸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好像认为我发疯了似的。

你去了一趟那个古老的国家就带回来了这个女人？他的表情似乎是这个意思。

根据我们家的传统认识，俄罗斯或与俄罗斯接壤的地方，都是贫穷和反犹主义盛行的地方。

“嗨。”玛丽娜笑着说，她的笑容通常能让人立即暖和起来。“我是玛丽娜。我经常听他说起您，很高兴终于见到您了。”她很擅长与人打交道。

爸爸盯着她，不是很认可她，也不是全然忽视她。

虽然他的脸像面具一样，基本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神流露出了深深的焦虑。

“那你是做什么的？”爸爸终于问道。

“我是一名翻译。”玛丽娜说。

“哦。”爸爸说，显得有些困惑。

我没有提到怀孕的事。我们尝试和他聊天，但气氛很僵。爸爸很善良，也很聪明，但很难与人交谈。

不久后，玛丽娜和我起身离开，回到住的房子。一些以前的邻居允许我们在看望父亲期间借宿此处。第二天，玛丽娜在楼上的浴室里。我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你还好吗？”我问。

“还好……我饿了。”她说。

她坐在一个金属浴缸里，浴缸的底座上雕刻着狮子的爪子。从莫斯科人的角度看，这带有一种旧世界的优雅。坐在浴缸里的她看起来既安全又快乐。我想保护她，保护她体内成长的孩子。

“我想我们可能应该结婚了。”我说。

我说这话时是直觉先于逻辑。如果以顺利结婚为目标的话，美国公民身份会有所帮助。我还考虑到，如果结婚证是美国法院签发的，把她的相关文件从莫斯科带回来就会更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用俄语说道：“好……当然行。”

这事就这么定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忙着把事情安排妥当。

玛丽娜和我又去了我爸那里。我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康妮当时也去看望他了。

爸爸再次试图与我们交谈。

“所以，保利，给我们说说俄罗斯的事。”他说。

我一言不发地把萨沙的超声波照片递给他。他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些照片，就像过去仔细观察实验室里的X光照片一样。在这一刻，他回到了自己的职业舒适区，看起来很高兴。

“这看起来……像一个胎儿。”过了一会儿他说。

“是的。”我答道。

他又警惕地看了看玛丽娜，问我：“你打算留着这个孩子吗？”

康妮对他的提问感到很吃惊，立刻转换了话题。

爸爸抬起头，很困惑为什么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哦，你们一定是打算结婚了。”康妮说。她是在哈莱姆长大的，和我妈妈相识时，她们都是纽约的年轻女性。

“是的，明天我们就去市政厅。”我答道。

爸爸的眼睛睁得很大。

我试着淡化这件事，说只是要去办帮玛丽娜获得公民身份的手续。但我看得出来，爸爸很受伤，他也许猜测，我不邀请他去，一是因为生气，二是因为现实的考虑。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事已经很多了，如果还要考虑如何让爸爸坐着轮椅上下楼梯，进出浴室，就更难处理了。但我也对他对玛丽娜和孩子的评论感到恼火。如果他不能发挥什么积极作用，就不需要让他去。

几天后，一位公务员在华盛顿特区的市政厅为我们办理了结婚手续。我们很年轻，妻子怀孕了，也没有什么客人，这都是她亲眼所见的。但她对此没有做任何评判，我很感激这一点。

我和玛丽娜驱车回到N街上的塔巴德旅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新婚之夜，大肆挥霍了一把。我哥哥鲍里斯送了玫瑰花。我们在诺拉餐厅吃了饭，那是一家高级餐厅，远超我们的消费标准。在那天晚上，我们体验了我向往的那种生活——住在一家时髦的酒店，在城里玩一夜。我想，也许，只是也许，我们能把这个家经营好，我脑中隐约浮现出未来的样子。

我原生家庭的境况不是很好。爸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无法接替妈妈的角色。鲍里斯有时会关心和支持别人，但也有些喜怒无常，还有暴力倾向，而他似乎对自己的情绪波动毫无意识。

高中时，我会去别人家里，发现别人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房子打理得很好，家里有爸爸和妈妈，孩子们相处得很好，前廊上卧着一只狗。即使这幅图景只是出自一个煽情的广告，甚至是对美国的一种宣传，也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

※※※

当我兴奋地期待孩子降生时，我们差点儿失去他。为保住他而进行的努力，以一种出乎预料的方式，将我和玛丽娜团结在了一起。我们慢慢地凝聚成一个整体。

回到莫斯科后，随着玛丽娜的预产期临近，她开始感到痛苦。她一向睡眠不好，这时患上了失眠症，并贪恋垃圾食品，特别是德芙巧克力棒，当时这种食品刚刚在莫斯科出现。她的体重激增，情绪起伏不定。她会心烦意乱，这时我会安静地注视着她。我是在男性而不是女性周围长大的，观察玛丽娜的变化是一种新的体验。

我们在莫斯科的医生说玛丽娜的身体有排斥胎儿的倾向。怀孕中期的一天，玛丽娜看到内裤上有血，就冲去了医院。

据玛丽娜说，医生当时宣布：“你正在失去这个孩子。你要待在医院里，必须平躺。”

这种对病人的粗暴态度在俄罗斯很常见。但医生冷酷的态度让我感到震惊，更何况那还是一名女医生。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玛丽娜要失去这个胎儿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对俄罗斯和美国进行比较，这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玛丽娜。我意识到，西方社会的友好并非因为西方民众本性纯良，而是由于重重叠叠的商业利益。只要存在选择，也就是人们可以离开这个医生去找其他医生，同时行医执照委员会不腐败，还有相关的医疗事故法，医生就不会特别令人生厌。

玛丽娜被安排到了一个房间，那里还有六名怀孕的妇女。我不知道每天发生了什么。医生不需要解释任何事情，当我想了解更多信息时，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我联系了美国的医生朋友来填补这个信息空白。我把检验结果从俄文翻译为英文。当时人们刚刚开始使用电子邮件，通过这种神奇的新电子渠道，我得到了一些更清楚的信息。我的美国医生朋友让我放心，说玛丽娜需要躺在床上，以减轻在走路时所要承受的婴儿带来的重力，这将有助于降低流产的风险。我们和那位当地医生的谈话很简短，只有几分钟，而且她经常像是在大喊大叫。

“等我们准备好了，我再跟你说。”她说，然后突然消失了，就像她会突然出现一样。

玛丽娜告诉我，那位医生的注意力不在病人身上，她正在装修她在附近的公寓，要不断地跑去那里指导装修。

渐渐地，医院里的人们都知道了，玛丽娜的丈夫是一名美国记者，因此他可以给医生塞红包。当时俄罗斯寡头刚刚形成，而且与普通俄罗斯人相比，任何美国人都被视为富人。那位俄罗斯医生觉得，如果一切顺利，我会给她红包，她的想法是对的。但她不知道我会给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这就进一步给我们的谈话增加了困难。

这家医院每天很早就不允许来访者进入了。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下班后才能去。我每天写一篇报道，大约晚上7点交，到家时已经8点了。假如遵守医院的规定，我就见不到玛丽娜。

这家医院为孕妇提供基本膳食，比如卷心菜和小块的牛肉。这可不是什么能安慰人的食物，玛丽娜经常大声抱怨。我征求了莫斯科的朋友的意见，做出了决定。我雇了一个女人给我做饭。这个人是经别人介绍的，她的身材几乎是正方形的。她走路的样子有点奇怪，但有很高的职业道德。

我家附近有一个市场，里边有新鲜蔬菜、优质的肉、面条和其他美食。这个市场是赢利性的，由农民经营，这意味着它很不错。那位厨师会在上午步行到4个街区之外的市场，买菜后回家，然后在家烹饪一天。我们没有特百惠饭盒，所以她把准备好的饭放在金属锅和盘子里。我下班回家后，把那些锅和盘子放在一个运动包里，爬进我的俄制拉达汽车，开车20分钟去医院。有时车子发动不起来，我就得拦下一辆卡车，付给司机几卢布，让他拉着我的车绕着街区转一圈，而我则在车上不断踩离合器，把车子发动起来。那些卡车司机很愿意帮忙，只要我举起手，他们就会停下来。路经常是湿的，光线很差。汽车前灯的光线也很弱。

我第一次尝试去医院送饭时，正赶上一场巨大的暴风雪，尽管那时已是春天。一个医生朋友教我怎么进去，他给了我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和一顶白色无边便帽，和医生的穿着一样。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个暗号——“Svaiey”，让我用一种低沉的命令式的声音，就像外科主任那样去说。

“Svaiey”的意思是“你的”，就好像在一个你自己的团队里一样。这个暗号必须只有一个单词，因为我只能说简单的短语，不能说更多，否则他们就会听出我的口音。俄罗斯的体制偏官僚主义，比较压抑，但任何体制都有弱点。在俄罗斯，以专断的方式待人，会比以善良的方式待人更有效。

我下车走向医院时，雪花飘来飘去。医院是一座灰褐色的建筑，带有明显的苏联传统特征。我穿着白大褂，戴着帽子，挎着运动包，包里装满了美食。天气寒冷刺骨，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要扮成俄罗斯人，我就必须看起来很坚强。所以我只穿了一件白大褂，显得像是一位因紧急情况被叫过来的重要医生。

我走到医院门口。守夜人不用锁，而是用一根U型钢筋从里边倒扣着门把手，这样任何人都必须经他许可才能进入。

我来到门口，用手粗暴地敲门，好像这是我的地盘一样。

没有反应。

我又用力地敲起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从黑暗深处走出来，头发雪白，上衣上佩着二战勋章，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Svaiey！”我大声说，努力把我的男高音变成深沉的男中音，并带着一种恼怒的神情看着他，好像在说我讨厌晚上被叫过来，但这是遇到紧急情况了。

这个单词和这件白大褂足以让这个多疑的守夜人卸下钢筋，让我进去。他甚至没有核验我的证件。

过了守夜人这一关后，我开始沿着铺着瓷砖的长廊，朝玛丽娜走去。整个医院几乎一片漆黑。每隔100码左右就有一名巴布什卡，或者说是老奶奶，她们既不看书，也不怎么睡觉。巴布什卡是俄罗斯非官方的民防部队，负责监视医院、学校、公共游泳池、火车和其他重要场所。

每次她们看到我走过，就会从半昏睡状态中苏醒，用挑衅的语气说类似这样的话：“小伙子，你在这里做什么？医院关门了，你不能……”我对此的回答只有那个暗号“Svaiey”，这就像是遇到吸血鬼时拿出一袋大蒜。巴布什卡们听到后会一言不发地坐回去。

我走过她们身旁，走过有大冷藏室的停尸房，乘电梯来到3层的女病号房。推开门，我走进房间，满屋都是饥肠辘辘的孕妇，我受到了热烈欢迎，就像联合国人道主义代表团来到某个饱经战火的国家一样。

“波多尔斯基，喂我吃饭的时间到了。”玛丽娜郑重地说。

我真的很喜欢给她带饭。对我来说，满足做父亲的硬性要求不难，难的是掌握软技能，比如带着同情心去回应玛丽娜。我在心中很伤感地说“可怜的宝贝”，但这句话没有说出口。这让她抓狂，当她指出这一点时，我有些畏缩，但我发现我很难改变。

“我为你准备了一顿大餐，其他人也有份。”我答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玛丽娜独享这顿饭，会被视为违反了俄罗斯的礼节，是不可想象的。她必须与大家分享。我带着她们吃饭，然后聊天，之后的一个又一个夜晚，这一幕反复出现。大约一个月后，玛丽娜的情况稳定了下来。胎儿状况很好，在临产之前是不会出来的。玛丽娜被允许回家，等预产期临近时再回来。

预产期临近时，我们又来到了这家医院。最终，医生把手伸进玛丽娜的肚子，血流到了她的肘部，然后把萨沙拉了出来，我就站在旁边看着。萨沙没有发出哭声。他还活着吗？时间慢了下来，恐惧在我心中升腾。

接生医生把萨沙交给了另一个医生，那个医生抓着萨沙的两只脚，猛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背，位置很准确。萨沙这才发出巨大的啼哭声，一种我马上就能识别出来的哭声。

“我们给他洗洗，你先坐在这儿。”护士边说边把我领到手术室外的一张长凳上。

我很茫然。很快，玛丽娜被推着从我身边经过，沿着走廊被推向另一个方向。她依然处于昏迷状态，但医生们似乎很放松，所以我觉得她没事。过了一会儿，萨沙被带出了房间，抱他的人沿着走廊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从满是污垢的长方形大玻璃窗望出去。有一群流浪狗在外面乱跑。从那一刻起，我心中牵挂的人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妻子和儿子。

很快，我被叫到萨沙接受清洗的那个房间。他还在大声啼哭，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护士把萨沙递给了我，她是我妻子的朋友，也负责处理走后门的事。

我抱着萨沙，尽可能平静地和他说话。他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冬天，当我们看电视时，他在玛丽娜的肚子里时一直听到的声音。那个冬天有很多奥运会转播。

“嗨，伙计，我是爸爸。听着，我知道这一天很难熬，但你没事。爸爸妈妈爱你，会陪在你身边，我们很欢迎你走进我们的生活。”我说。

他立刻止住了哭声，他认识我。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立即让他平静下来。多年后，当我试图想象索尼娅初生时的情况时，我记起了这个时刻。

后来，我回到家，玛丽娜已苏醒过来。她告诉我，她从病房慢慢走到了育儿室。

“我看了一眼，就知道那个就是我儿子。”她回忆说。

玛丽娜创造了我们的家庭。如果没有她的坚持，我是不会成为父亲的。我没有自愿冲锋在前，是她跑在前面，让我跟着她。

后来，当我们走上这条成为父母的道路时，也是她负责最棘手的部分。她的肚子变大，身体浮肿，情绪波动，躺在手术台上，肚子被医生一刀切开，从中取出了一个小生命。看着她经历这一切，不禁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更接近自然。尽管这听起来是一种过时的女性观，我担心如果我大声说出来，我在布朗大学的同学会斥责我。

我儿时经常在树林里玩，徒步旅行、攀岩、野外滑雪。我总是告诉自己，这样才能认识“真实的生活”，而不是逛购物中心和看电视。但真实的生活一直在我眼前，而不是在某个遥远的森林里。生养孩子就是最真实的生活。

我们决定分担夜间喂食的责任。在我值班的晚上，玛丽娜上床睡觉，我待在客厅，躺在沙发上，萨沙的小摇篮放在我旁边的地板上。似乎经常是我刚睡着，耳边就传来萨沙的哭声。最初他的哭声很迷人，但随着这一情况的持续，我变得越来越疲惫。

在不能入睡、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惊叹一个小生命竟然可以改变我的整个世界观。在此过程中，我也修正了此前对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拥有可靠的工作，在郊区有住宅，我曾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平淡、狭隘的。孩提时，我就很欣赏那些反传统的人，无论是全球旅行者、艺术家，还是打破常规的政治家，而不欣赏做着稳定工作、还着抵押贷款的人。现在我恍然大悟：一个婴儿也有一定的需求，如果从别人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看待生活，那些无聊的住在郊区的父母是在努力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如果我们保持简单的节奏，萨沙就会很高兴。他想吃东西时能得到吃的，妈妈和爸爸在旁边。他通常走一小段路，拉一次大便，然后回去继续睡觉。萨沙不仅颠覆了我的生活，而且颠覆了我的思维过程。开快车、参加聚会、每月把薪水花光，以前我觉得这些很酷，但当它们影响我的儿子时，我就不这么觉得了。

当一个车队到来时，我的夜班戛然而止。从我们的公寓望出去，有一个仅容得下几辆车的庭院。

车队中有一辆S级奔驰轿车，其前后有几辆满载武装警卫的吉普车。保镖们检查了屋顶，上了楼梯，查看是否有可疑之处。当他们发出一切安全的信号后，我们的邻居走了出来，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西装。这不是在拍戏。当时我从报上得知，许多这样的新富豪遭到了枪击，有时是由克格勃训练的狙击手在很远的地方射杀的。

兴奋过后，我知道该叫醒玛丽娜了。在我的窗外，俄罗斯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从苏联模式向新模式转变，转型过程有时很激烈。在我的公寓里，没有什么是新的。玛丽娜和我在重复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走过的路。

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之前的生活对我来说遥远得就像史前时代一样，我再也回不去了。在现在的我看来，在萨沙出生之前，我还是个孩子。他迫使我成为一个成年人。他很小，毫无防御能力，但是他支配着我，而不是我支配着他。

当然，大多数父母都会经历类似的事情。不过也可以探究，如果父母没有经历过这种转变，如果父母的内心充满冷漠甚至更黑暗的东西，而不是深深的爱，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我逐渐知道，这会给孩子种下一颗分裂的种子：不正常的人不一定是因为生来就有缺陷，而是因为被父母忽视，从而逐渐产生了缺陷。就我而言，萨沙的出生就像开启了我体内的一个开关，线圈开始发热，让我变得更温柔。但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婴儿不仅被迫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要忍受难以言喻的残酷。这就是索尼娅的遭遇。 6+ZSzVqGdC2SqFR4fok5tgCciPCzpobXxwwlBo/lzKrpQfnRWKLmuZQmAWETT8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