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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的下午，我在威斯康星州的森林深处，最终承认我女儿索尼娅的野性本能过于强大，我无力教养她。12年前，我和妻子玛丽娜收养了索尼娅，一个来自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有着斯堪的纳维亚式金发的行动缓慢的婴儿。而此时，我笨拙地拥抱了一下她，转身走了出去，走向我租来的汽车。天气寒冷，雪在我的靴子下吱吱作响。她不会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一点。
我把索尼娅留在了那栋房子里，在那里，一位工作人员将接手管理她，这位工作人员熟悉如何连续几个月在森林里管理像她这样的孩子。这样做是为了彻底改变这些孩子的生活，即使是最固执的青少年也会有所改变。在森林里，因果关系会更清晰一些。不把衣服穿好，你就会挨冻。
在放弃抚养她之后，我就不用再担心她的阴谋诡计了。这不是指她做的那些具体的事，如撒谎、偷我们的药、抢劫别人、操纵我和玛丽娜，而是指这些行为的总和，即她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当然，孩子不守规矩是常事，我小时候也偷过东西。区别在于，我事后感觉很糟糕，于是改掉了这个坏毛病。但她似乎没有感觉，对是非之分也不感兴趣。
她偶尔会放下警惕心，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说一些可能是实情的话。
有一次她告诉我们：“我希望我有愧疚之心，但我没有。”
她14岁了，如果现在就缺乏良知，那么几年后她会做什么？被收养者杀害养父母的案例时有发生，不过谢天谢地，索尼娅没有暴力行为。我应该教她如何获得良知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专家似乎也不知道。
放弃抚养她之后，我并不觉得难过。我感到一阵空虚，同时觉得如释重负。养育一个难缠的孩子，就像拖着一根铁锚艰难前行。但放手后，作为父母的孤离感依然存在。我离最近的明尼阿波利斯机场有三小时的路程。外面是黑沉沉的森林，再远处是农场，一切都包裹在白色的寒冰中，如同在冰箱里一般。
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这是一个谜。一个14岁大的女孩被丢在冰封的森林中，与家人和朋友分离，不知何时能重聚，但她几乎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我曾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跨越了一定的范围，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范围是有限的。我曾以为我的善意会得到对方的善意回报，特别是孩子。索尼娅打破了这些期望。
回想起来，真相的迹象早已存在于我的四周，只是我不想看到它们，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她似乎有转变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她和她哥哥在犹他州一个滑雪场的偏远角落里滑了一天雪，他们一起回了家，索尼娅脸红红的，非常兴奋。当时我告诉自己，她能和别人相处得不错，只是跟我和玛丽娜不搭调。
但那只是一种错觉。她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哥哥。像索尼娅这样的人的存在，让现实变得丑陋得多。她迫使我窥视人类行为的另一面，从而令我看到另一种现实。索尼娅的行为不合逻辑：她似乎以摧毁她与我们的关系为乐，而我们是把她从孤儿院里带出来，并深爱她的两个人。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像她这样的人，有的被关起来了，有的则执掌实权，后者更令人担忧。
我开了一会儿车，然后在一条小路的入口处停了下来。光线在迅速变暗。我下了车，穿上一件厚外套，用鼻子吸了吸空气，又披上一件衣服，抓起一顶帽子，然后拍了拍口袋，以确定钥匙在口袋里。在这么冷的天，如果锁了车又没带钥匙，我会被冻死的。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索尼娅身上。她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保暖吗？我曾多次带她到树林里，教她一些基本知识，试图和她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不要贴身穿棉袄。多穿几层衣服。注意手和脚的状况，谨防出现冻伤。吃能让身体系统保持足够能量的食物。也许其中的一些训练能派上用场。虽然她没有回应我的爱，但站在树林里，我还是像其他父母一样为她担心。
直到今天我还在为她担心。
我沿着小路走了一会儿，向黑暗中凝视。
这里长满了松树和雪松，有的没有叶子，看上去就像一头早已死去的巨兽的尸骨。这条小路一直延伸到黑暗中，只能通过雪地上稀少的脚印来辨认。小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树。人在这里很容易迷路。这里没有任何一丝生命存在的迹象。一切能冬眠的生物都在冬眠。一切不在冬眠的生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我想到索尼娅要在这样的小路上一连走好几个星期。这能平息她对我们的愤怒吗？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沿着小路走了几十码
之后，我开始感到不安。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没有照明灯，也没有地图和GPS（全球定位系统）。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感受寒冷和寂静。然后我转身往回走，每一步都陷在深及小腿的雪里。我回到了车里。这时，透过玻璃朝外看，树林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了，甚至显得很迷人。但现实是另一回事。寒冷是沉默的，也是致命的。表面上，索尼娅是笑嘻嘻的，很迷人，但实际上她可能会玩阴谋诡计，操纵别人。前一种形象很动人，这让人很难认识到后一种形象。
※※※
驱车驶出森林时，我回想起20年前在莫斯科初为人父时的情景。当时玛丽娜还是我的女友，当我搬去和她一起住时，她告诉我她不能生育，她曾多年试图怀孕而未成功。但两个月后，她怀上了我们的儿子萨沙。
在我和索尼娅飞往威斯康星州的6个月前，我们把萨沙送到了布朗大学。与放弃抚养索尼娅相比，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事实上几乎令人惊叹。在萨沙蹒跚学步时，我们曾担心他学不会说话。当他牙牙学语时，我们又担心他学不会与人交流。当他学会与人交流时，我们又担心他学不会自然地与人开玩笑，交朋友。萨沙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轻度自闭症，我们只要醒着、不工作时就为他提供帮助，他的行为倾向逐渐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会着迷地凝视齿轮、地铁列车等机械，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像十几岁的男孩，会关注运动、女孩和学校。我们很幸运。一些患有轻度自闭症的孩子接受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一些则不然。萨沙成了一名优秀的高中生，选修了大量课程，并顺利被布朗大学录取。
就像索尼娅说的：“顶顶聪明。”
现在，在放弃抚养索尼娅之后，我们的两个孩子都离开家了。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已经发生的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运气的随机波动。萨沙上了我的常春藤母校。而索尼娅则在美加边境以南130英里
的一处贫瘠荒野接受治疗。玛丽娜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小木屋里，现在她在康涅狄格州郊区一栋宽敞的房子里开了一家心理治疗诊所。在我们收养索尼娅时，我从未想过我最终会在冬日里把她带去威斯康星州。结局与起点相距甚远，令人难以置信。
我想知道她在这里是否安全。至少在这里，没有诱惑她的东西。如果工作人员知道如何给她保暖并阻止她逃跑，她就不会受到伤害——这里没有网络，没有药品，也没有可以偷的东西。然后我又意识到，她可能会找到可以偷的东西：一根香肠，一块多余的面包皮，某个人的袜子。她似乎会本能地偷窃，时刻注意周围人的弱点，抓住机会适时出击，然后伪装成一个无辜、标致的金发少女来掩盖自己的行为。
世界上有多少像她这样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部落。他们看起来和你我一样，但他们奉行不同的行为规则。
我把车拐进一条铺着沥青的高速公路，视线中没有别的车。我一边努力盯着路，一边伸手拿手机，给玛丽娜打电话。
“喂？”她熟悉的声音从汽车扬声器里传了出来。
“嗨，是我。”我说。
“嗨，”她答道，“你把她放在那儿了吗？”
“是的。”
“她的反应怎么样？”
“她看起来就像没有这回事似的，就连最终直面自己的处境时，她似乎也没有任何感觉。外面真的很冷，大概有零下10摄氏度。她一定很害怕，很受伤……但我看不出任何情绪。看起来像是在说‘好吧，我想我要在森林里过日子了。’”
“你不明白。”玛丽娜有点儿恼火地说，“她就是因此才去那儿的。她的一部分已经损坏了，我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给她修好。除非你亲眼看到这一点，看到她的另一面，否则你不会相信这一点。”
和往常一样，玛丽娜是对的，她聪明，明察秋毫，能对每个人做出准确判断，只是有时对自己的判断不准。不过我想，我们在看待自身时都是盲目的。
“我知道。”我说，“我爱你，明天见。”
我心里在想，回到西港市的家，玛丽娜坐在棕色的皮革沙发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壁炉旁，一起喝杯热茶，该有多好啊。
玛丽娜很早就看到了索尼娅的真面目，不仅早于我，也早于那些过度自信、滔滔不绝地说着临床用语、穿着宽松毛衣的治疗师。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玛丽娜极其敏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索尼娅最喜欢惩罚的人是玛丽娜，她把最恶毒的言语和攻击施加在玛丽娜身上，然后努力拉拢我。这主要不是因为她喜欢我，而是她想让我质疑玛丽娜的判断。也可能是因为，玛丽娜也是俄罗斯人。作为美国人，我日益发现自己偏向于乐观，索尼娅也很明白这一点。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看到人身上最好的一面，我读各种英雄克服千难万险的故事，从《哈迪男孩》到《坚不可摧》。也许我喜欢看这些简单故事的原因是，这些故事传递了善能战胜恶的理念，让我感到安心。
玛丽娜和很多俄罗斯人正好与我相反，喜欢设想最糟糕的情况。考虑到俄罗斯的历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这件事上，事实证明这种怀疑主义是对的，至少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玛丽娜更喜欢有话直说，即使这意味着指出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事实，例如我们的女儿可能很难和我们建立真诚的关系。
结束与玛丽娜的通话后，我看着紫色的天空逐渐变暗，车下的柏油路飞快地消逝于身后，就像机场的传送带拖着我前进一样。这里的星星很密，我想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冷，星星显得更加明亮。我踩了一下油门，汽车在茫茫黑暗中向前疾驰。
几年前，索尼娅被诊断出患有反应性依恋障碍。这个术语描述的是，当孩子无法与主要照顾者建立联系时，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反社会行为。索尼娅的生母沉迷于酒精，神志不清，婴儿饿得嗷嗷大哭，她置若罔闻，于是邻居不得不报警。一个婴儿需要的除了食物和拥抱，还有什么？我无数次地想，为什么索尼娅的病情会如此严重。玛丽娜和我的童年都不完美，但我们的人格都很健全。20世纪70年代中期，玛丽娜住在莫斯科的一个小公寓里，惊恐地听见她酩酊大醉的父亲顺着走廊步履蹒跚地走回家的脚步声。有时她会挨打。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在大西洋彼岸的华盛顿特区，当我一个人在客厅里玩时，我妈妈艰难地从我身边走过，由于癌症和化疗，她的皮肤变成了黄绿色，不久后她就因癌症去世了。我的思绪又转到了第一个给索尼娅的病命名的人，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我想象他穿着人字花纹呢外套和白衬衫，煞费苦心地和英国的年轻小偷对话。当时是1939年，正值伦敦大轰炸前夕。经过几年的研究，鲍尔比得出了在当时属于非主流的结论：在许多情况下，孩子出现异常行为的原因可能是其主要照顾者突然消失。在我们收养索尼娅的11年前，鲍尔比去世。他可能已经预言了许多将要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