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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读书是从连环画开始的。当时成都街头有很多连环画铺，画铺的墙上贴满编好号的各种连环画封面，你说出选中的号码，店主就租给你相应的连环画。租金是1分钱一本，几分钱就可以美美地度过一晚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几乎是我和小伙伴们唯一的文艺生活。
记得这些连环画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四大名著，不记得是否读过《红楼梦》了，但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百读不厌的；二是历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岳飞的故事；三是革命故事，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另外，父亲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记得有《琵琶行》《长恨歌》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时便非常憧憬那种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生活。
不过我倒是记得读的第一本字书，是父亲从单位上借的《我要读书》，为高玉宝的不幸遭遇而悲伤，觉得生在社会主义真是幸福啊，一定要好好读书学习。连环画使我得到了早期的历史和传统教育，为岳飞那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所感动，还有就是对革命者的崇拜。
我的童年时代是住在四川省文联的大院里，听我父母亲讲，我和哥哥喜欢到流沙河那里去听他讲故事，由于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具体讲的啥，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也就是这段经历，老先生经常对我父亲说：“王老二是我看着长大的”。
关于流沙河先生的事情，其实多是后来听我父亲讲的。说是流沙河被打成右派以后，先是发配到山中炼铁，又改为种地，后来待遇好点，被打发到省文联图书馆当管理员，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到“文革”爆发前的一段时间。
在“文革”初期，全国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百无聊赖，只有靠读书打发时间。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求读书，也不主张读书的年代，反而是一些年轻人读书最自觉的年代。这也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东西只有失去了，才感觉到它的珍贵；当学校关门，上不成学了，可能才感觉到学习的美好。
流沙河先生所管理的那些图书在“文革”中被打捆，放在大院里的几间大空房里。当时既然不上学，有大把时间，父母也到所谓“五七干校”去了，只好靠读书打发时间。没有书读，我和一些小伙伴就从窗子翻进去偷书看。
有一天晚上，和小伙伴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书库里面正津津有味地翻书，突然门开了，被管理员抓了一个正着，我们都写了一份检讨书才算脱身。管理员还比较人性化，也没有告诉家长，但是以后再也不敢翻窗进去偷书了。在“文革”之后，有一天那个管理员突然叫住我，居然把那份检讨书还给了我，那个时候好像我已经读大学了，可惜那封检讨书没有留存下来，要不也是我艰难的读书道路上的一个见证呢。
后来便是“复课闹革命”，小学只读了三年，便直接进入了中学。中学是我从懵懂到真正成熟的时代。在初中阶段，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都被告知，要升高中的话要根据成绩来决定。我的学习成绩是在班里的前几名，当时认为读高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记得在1972年的那个夏天，我每天都在家里焦急地等着入学通知，但是通知始终没有到达。我那个时候非常腼腆，还是我父亲去学校了解，才知道我已经被高中拒之门外。这可能是我人生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整天就躲在家里，情绪低落，甚至不愿意出门，觉得简直没有颜面见人。
我父亲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便每天到学校去打听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我每天都在家里等着，盼着有好消息。后来学校的工作人员被我父亲的执着所打动，悄悄地告诉他，没有录取的原因是我父亲的档案里“有问题”，在那个荒唐的时代，读中学也要父母单位的政审。
弄清楚了原因，我父亲马上回单位，直接找到管理档案的人，要求说清楚档案里有什么问题。反正后来才弄清楚，是被人塞了“黑材料”，所以政审没有合格。后来单位出了证明，说父亲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知道，其实政审的问题已经是第二次给我颜色看了。刚进初中的时候，我参加了成都市美术社的培训招生，但是没有被录取。当时我满怀希望，专职学画而成为职业的画家是我从幼儿时代就有的梦想。在许多年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担任副教授，我母亲碰到曾经参与过那次美术社录取工作的熟人，她告诉我母亲，其实当时我的考试成绩完全达到了录取的标准，也是因为政审被刷下来了。我母亲还揶揄地告诉她，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个决定。
为了我上高中的事情，我父亲为此奔波几个月，最关键的是要我父亲的单位出示父亲“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证明，才最后解决了我读高中的问题。我进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已经上课几个月了。现在想起我读书的道路的这个坎坷，唏嘘不已，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感恩我父亲的事情。没有他的努力，我今后的道路可能会完全改变。因为我能很清晰地记得，高中时代是我走向成熟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在高中期间，我有四个要好的同学，互相交流所读的书就成了平时我们在一起玩耍最好的消遣。原版四大名著就是那个时代读的。许多苏俄文学，也是那个阶段的最爱，如普希金的小说和诗，还有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等，都是我们互相交换阅读的书。那个时候对诗也很感兴趣，背了很多唐诗宋词。我现在能背诵的唐诗宋词，几乎都是中学时代背的。大学阶段背过超过几倍数量的诗词，但是后来大多都忘了，充分说明还是少年时代所学记得最牢。
那个时候我虽然喜欢读书，但是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绘画上，当时一心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那个艺术家的梦最终没有成真。反而是忙里偷闲地读了许多的闲书，可能铸造了我以后从事学术写作的思想和能力。1972年高中毕业以后，我依然怀着当艺术家的梦，在乡下的时候，根本没有书读，便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画上。农村条件很差，但是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在煤油灯下画几个小时。记得唯一读过的书，就是住一起的知青手抄的《第二次握手》。
后来招工回到城里，进入成都铁路局的基建分局，在砖瓦厂做砖，住在容纳二三十人的大工棚里，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当工人们都睡了，我还在灯下读书，一般都要读到十一二点才上床睡觉。但是工友们非常理解，在大工棚一起住好几个月，没有一个工友说我亮灯到那么晚，影响了他们睡觉。工棚没有桌子，他们还用废木料帮我做了一个桌子，虽然非常粗糙，但是在上边读书画画，则完全足够了。很可能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民众史观和下层视角，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时读书没有目的和方向，反正就是简单地认为，年轻时代，总应该读一些书的。那个时候，开始读马列和鲁迅的著作，因为那些书是最容易找到的。记得有一次半夜还在读书的时候，厂长来到工棚视察，看见我正在读《反杜林论》，表扬了一番。其实，当时到底读懂了多少，对我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是否有影响，现在也不得而知。不过，开卷有益一直是我信奉的准则，从我少年时代直至今天，只要不是在做其他事情，手上总是有一本书。“文革”中，买东西经常是要排长队，如果被父母派去排队，总是要带本书去的。用“手不释卷”来形容我与书的关系，应该还是贴切的。
1975年，无非就是因为毛泽东对《水浒传》做了几句评语：“《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评《水浒》的高潮。《水浒》当时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加上在砖瓦厂里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厂里就要我来讲《水浒》。没有想到，中学时代的阅读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过去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但是参加评《水浒》的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锻炼了我在大场合讲话的能力，对我以后以教师为职业也应该有直接的影响。
1977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便开始了认真地准备高考。但是，在快要考试之前，我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决定放弃已经准备许久的高考。按照我父母的说法，自学也是可以成才的。做出那个决定，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记得我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成都市图书馆借书。那时候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工作，这是一个可以自学的便宜条件。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次所借的书，全部和人类起源有关。当时为什么要把那些书作为“自学成才”的开端，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能说明我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满怀兴趣。至于为什么我父母说服我放弃那次高考以及为什么我改变主意在1978年参加了高考，那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交代，这里就不啰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