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上的脱胎换骨

年纪轻轻，就有了副教授的头衔，当时有着无限的轻松感，认为人生最困难的奋斗时期已经过去了，可以坐享其成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以后，我放弃了许多年艰苦奋斗所得到的一切，到美国重新开始了学生的生涯。而且居然敢于挑战用英语写博士论文这个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1989年《跨出封闭的世界》交稿以后，就有自己被掏空的感觉，对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和未来发展感到十分彷徨。这成为我到西方进一步深造的主要动力，我迫切感觉到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训练，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就是进行“充电”。

读书无止境

我是1991年春天到的美国，第一站就是位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我还记得到美国读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就是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那本得奖著作。刚到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的书好贵，舍不得花钱买，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把书交给中心的秘书复印。那个时候没有版权意识，想把全书都复印了，但秘书告诉我，因为版权限制，只能部分复印，算是给我上了自觉遵守版权的第一课。

作为一个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的学术著作读起来特别清晰，是我英文学术写作最早的一个范本。到美国以后，到处请教怎样提高英文学术写作的秘籍，有朋友告诉我，学习英文写作的好办法，就是仔细研读、揣摩一些规范英文的学术表达。黄的英文和结构都非常规范，对我们这些母语不是英文者，比较容易模仿。而纯粹的美国人写的著作，是我们难以效法的。

后来我使用得比较多的另外一个范本，是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贺凯（Charles O.Hucker）的《中华帝国的过去》（ China’s Imperial Past：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这书197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常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用作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我把本书的导言读得滚瓜烂熟，几乎每一句话都反复揣摩。就这样，我慢慢对英文学术写作有了一些感觉。

《中华帝国的过去》对中国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独到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形成时代（Formative Age），从史前到公元前206年；早期帝国（Early Empire），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960年；晚期帝国（Late Empire），从960年到1850年。也就是说，他把汉代和宋代作为标志，把中国古代分为了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按通史（General History）、政府（Government）、社会与经济（Society and Economy）、思想（Thoughts）、文学和艺术（Literature and Art）五个方面进行论述，这样就完全打破了过去按朝代划分的中国通史的写作，对于一般的读者把握整体历史演进，是非常有帮助的。很高兴看到，他的这本书最近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

另外，他还编有一本非常有用的《中华帝国官阶词典》（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这可是在西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几乎人手一册的工具书，如果要用英文撰写中国历史的论文或者专著，如果在中文资料中涉及任何中国过去的官员的头衔，怎样用规范的英文进行翻译，那么就必须查这部词典。

到美国读的第二本英文专著，是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那时这本书刚出版，我到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研究生不定期的读书会，这个自发的读书会囊括了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与中国研究有关的研究生。其形式是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周末大家带一些吃的和喝的，花上几个小时，共同讨论一本书。作为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学者，大家非常客气地请我推荐下一本讨论的书，我便力荐《叫魂》。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本书，因为在书出版之前，大概在1990年前后，黄宗智到成都查巴县档案，便告诉我孔飞力将在哈佛大学有一本非常好且有趣的书出版，因为黄是该书的评审人之一。

当时我便有心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华书局，因为我《跨出》那本书，也正在那里编辑出版，信中还附了该书的全部目录的中文翻译，但是信石沉大海。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没有，或是收到后觉得没有兴趣。当时中美之间的联系，信件来回就需要一个月。后来我也没有追踪这事，忙着去攻读博士了。《叫魂》最后由我的朋友陈兼和刘昶翻译成中文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1999年了，立刻成了学术畅销书，算是帮我了却了这桩心愿。这个读书会接着还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杜是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行文不像黄宗智的那么易懂，加上他的书理论性很强，涉及多学科，叙事风格复杂，当时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记得在读书会上，那些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也觉得杜赞奇的那本书不容易读。

西方的学术训练

我在到达美国之后，从一个副教授，又变成一个读书的学生。其实，当时也没有感到心理的落差，没有放不下身段的感觉，因为这是自己所选择的，而且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十分珍惜。

在美国攻读中国史或者东亚史博士，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几乎都要修日语。现在我对修日语课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学语言要赶早，但是我赴美的时候，已经35岁了，和那些不到20岁的初入学的本科生一起上日语课，那个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得不承认，美国大学的外语教学，真是非常厉害，由日本人直接教，读写听说同时进行，如果年纪轻点，记忆力好，两年下来，就基本不错了。可惜我已经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所以成效有限。我当时想，如果我在大学学英语的时候，有这样的教学水平，就不至于到美国后落到只能阅读，恶补听说写的地步。

在美国的讨论课，阅读量是非常大的，几乎每一门课每周都要求完成一两本必读书，也就是说如果上两门课的话，那么一周至少要读两本到四本书，外加写读书报告，另外还要做助教或者是助研，所以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开始英文阅读速度非常慢，一页要花很长的时间，写作就更不要说了。但是，读多了，磨炼久了，速度越来越快，理解也越来越容易。所以讨论课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在压力之下，逼迫自己多读书，多思考。讨论课的学生一般都非常少，多也不过十个左右。我上过最小的讨论课，只有两个学生，不是他说话，就是我发言。要完成三小时的讨论，没有把书吃透，是会很尴尬的。

每个学校的训练和治学方法都有不同，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有四个方向，历史系修东亚史和美国社会文化史，而其他两个方向是在人类学和政治学系，这样阅读的范围就远远超出了历史。这种多学科的培养方法，打开了思路，储备了坚实的知识。除了每个方向跟随一个教授修课，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每个方向的教授还要另外给一个长长的书单，必须认真地阅读，准备在笔试和口试的时候，尽可能地圆满回答教授们的问题。进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每天是从早忙到晚，每一步都迈得很艰辛。

关于我在美国读博士的经历和感受，多年后应《中华读书报》之约，评论《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时，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在美国发现历史》最大的特色，也是它非常好的一面，是书中写的都是作者真实的经历。很多海外华人喜欢展示他们发达顺利的一面，而这本书里真实地记录了作者们的挫折。我们这些人出去留学、工作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很多磨难，特别是读书期间。我自己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的时候，忙着读书，做助教，写论文，准备课程，每天早上 6、7 点钟起床，到晚上 12 点以后才睡觉。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每天最幸福的瞬间就是上床休息那一刻，这种幸福感是以后所难以找回的。我经常想，没有那时的磨炼，哪里会有后来在学术上的脱胎换骨。（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15日，原题《由两本书引起的思考》。）

这本书是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成员写的个人留学经历文章汇编，虽然他们讲的是在美国的学术训练和发展过程，但如果我们仔细读他们的文章，会发现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学术、教育制度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观点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为每个作者有着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以及独特的环境和经历，甚至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例如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就有相当对立的评价，有的看到的是现在西方历史学面临的困境，主张历史的客观性，推崇德国史学大师奥波特·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主张的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对那种认为客观历史材料根本不存在，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脱离“主观”或自我意识的史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赞同史学界对兰克史学的反思，肯定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宣称的“语言学转向”和叙述史兴起的新的史学取向。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再现的，根据资料建构完全真实的历史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历史都有主观性，我们所写的历史，就是通过我们眼睛所看到、我们头脑所理解的历史。

我自己的史观应该属于后一种，比如我从来不宣称我所写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本身，而不过是这些历史在我眼睛所反映和在我头脑中的重构而已。虽然主观上我们追求历史的真实，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追求却经常难以实现。

在霍普金斯读博期间，我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两本关于早期近代汉口的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即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和1989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它们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正是因为他的学术感召力，我到了霍普金斯大学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在第一本《汉口》中，罗威廉与马克斯·韦伯进行论辩。韦伯指出为什么西方能够发展现代的资本主义，是因为城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把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进行了比较，发现在西方有城市自治运动，这实际上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而中国城市本身的弱点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形成一个城市共同体。

通过对汉口商业及其组织的研究，罗威廉认为，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汉口是一个自治的城市，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很少，鼓励商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并非像韦伯所说的受到官僚的严密控制，完全没有自主权。而且中国城市中还存在着非官方的社会团体，罗威廉特别着重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会，他认为这些团体与城市的稳定和繁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居住在汉口的居民，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韦伯所谓的城市意识，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可以看出罗威廉所展示的中国城市与韦伯所理解的中国城市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有些学者对罗威廉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汉口是很特殊的，它处在长江中游这种特殊的交通枢纽，而且汉口是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具特殊性，因此很难推翻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认识。然而我自己对成都的研究，《街头文化》和《茶馆》实际上证实了罗威廉对韦伯的批评。成都是一个行政中心城市，是四川的首府，也是成都府的府城，同时它还是成都县的县城，因此行政管理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对成都的研究证明，在清代，官僚对成都社会的管理控制实际上是非常少的，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治，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罗威廉在两本《汉口》中的观点。

进入微观世界

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我便直接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那里，花了12年，从助教授、副教授升到正教授，这期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专著，即《街头文化》（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和《茶馆》（ The Teahouse） 。而这两本书的写作，后面有一系列阅读的理论和方法支撑，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笔记》（ Prison Notebooks ）、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古哈（Ranajit Guha）的《庶民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实践》（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等等。

但是最系统的阅读，还是西方关于微观历史的写作。在霍普金斯写博士论文期间，罗威廉教授推荐我阅读了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这是我读的第一部微观史的著作。对这本书我有专文介绍（见本书第三部分，第一篇），这里就不重复了。接着阅读了其他微观历史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这本书利用1318年到1325年间宗教裁判所档案，研究的是14世纪法国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探讨这个小山村的环境、家和家庭、心态、举止、婚姻、性行为、儿童、死亡、日常聊天、社会结构、小酒店、巫术、教士、犯罪、民俗等等。

这里多说几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 The Great Cat Massacre ），因为我经常在所讲授的新文化史课堂上用作必读书。本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上的经典之作。达恩顿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

本书最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为本书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达恩顿根据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他们杀猫取乐活动，进行文本分析，来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印刷学徒工的生活百无聊赖，平时经常酗酒甚至发生暴力活动。在学徒房里，师傅夫人最喜爱的猫是资产阶级的猫，吃得比学徒们好，还叫春引人讨厌，因而引发了虐猫的恶作剧。

而这个恶作剧是有文化渊源的，当时民俗便有虐猫的传统，如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对猫进行折磨。而且猫在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免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避邪。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描述女人在恋爱中像猫一样。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象征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隐喻式地受到性侵犯。在书中，杀猫行为，也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意味着造反。

而关于中国历史的微观研究取向的，就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了。《王氏之死》早在1978年就出了英文版，此前我已经读了很多遍，在美国给本科生开“中国史”课，以及在华东师大给研究生讲“大众文化史”时，我都将本书作为必读书。 rvA7turLnTLtgYa/H2QPHQ8g1DZXoe5nsR6CY7GqGq0/4ruqX79w9D1w5xVNso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