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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内篇·养生主》）而我们二十多年来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经历，仿佛就是要在当今世界中去印证这句话的真理性。
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尽管这与当时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不无关系，但更直接的原因却来自我们的反省与检讨，即对当时那些动辄中国文化、动辄中西文化比较等大而无当的学术叙事的反感与思考，认为它们的根本问题在于既缺乏新的文化理念与理论框架，同时又由于“普遍的不读或浅阅读中国书”而缺乏坚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在另寻新路的孤独探索中，我以自己较为熟悉的中国诗学为经验基础，从维柯的《新科学》中借取“诗性智慧”概念，经过了近10年研习、磨合与对接，建构出不同于西方理性文化系统的中国诗性文化体系
。作为一种本土性的原创文化理论成果，中国诗性文化体系在“滔滔者皆西方话语者”的时代中，尽管一直没有成为显学，但也没有像许多时尚学术一样很快淹没在滚滚红尘中，相反还逐渐超出了文学与美学的范围，并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与专业的学者所借鉴和使用。
但由于“知也无涯”的原因，不久我就发现，与中国文化相比，中国诗性文化尽管在内涵上窄化了许多，但更具体了，就它本身而言仍是一个“大概念”，包含的内容与层次过于繁复，仍然不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现代学术对象。特别是有了一定的江南生活经验以后，“中国诗性文化”本身的“大”与“空”也日益暴露了出来。于是，我又以中国古典诗学特别看重的“诗分南北”为框架，从空间叙事角度把“中国诗性文化”进一步细化为南、北两种形态。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与北方那种充满政治伦理内涵的诗性文化不同，江南诗性文化在气质上完全是艺术的与审美的。现在，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中国诗性文化，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至于两者的关系，我的态度是，由于‘北国’的审美特征不够清晰，它应该被看作中国诗性文化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
但同样是由于“知也无涯”的原因，自两年前移居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并由于学术与职业需要开始关注都市文化之后，我再次经历了几年前的困惑与尴尬。具体说来，尽管江南诗性文化已是一种变得更小的“地方经验”，比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立足的“世界经验”，以及中国诗性文化倚重的“本土经验”等，具有更确切的知识形态与更稳定的学理内涵，但另一方面，不仅江南本身在自然空间上仍过于辽阔广大，而且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诗性文化在城市与在乡村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必然要影响到“江南诗性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内涵，对此如果不加关注，其结果必然是产生新的遮蔽与误读，并直接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江南诗性文化的真实意义。这就使一个新的对象——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开始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
在这种逻辑的与历史的知识条件下，对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获得了可能，同时，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空间上进一步细分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