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中国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们一切的努力与奋斗，最终都要落脚在城市中“过上美好生活”。而在中国文化谱系中最具诗意和诗性的江南，自然也是“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最重要的生态和人文资源。
但在当下江南文化的研究和重建中，却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潮和做法，它们希望通过远离城市和在与城市化“对着干”中去守护和传承。这些思潮和做法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不了解今天的城市化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想以“在山泉水清”的方式“遗世而独立”，不仅无异于痴人说梦，也只能把生动活泼的江南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二是不了解江南诗性文化和江南城市在历史上的内在密切关系，也忽略了今天的长三角对江南诗性文化特有的强烈深层的需要。尽管出现这些思潮和实践有现实原因，由于经济开放发展程度较高以及与世界发达城市联系比较密切，各种“贪大、媚洋、求怪”的现象在长三角比在其他地区更加突出。但这种拒绝现实的方式过于消极，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江南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异化问题，本质上是因为只有一个西方参照系的结果。对西方城市发展观念、规划理论、设计技术等的盲目崇拜和机械模仿，是导致长三角城市规模失控、功能紊乱和越来越不适合人们生活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城乡空间的“去中国化”和“去江南化”，最重要的是要找回另一个参照系，这就是历史上的江南城市。
从形态上看，在江南成熟形态的明清时代，当时的城市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成熟程度。据城市史家的统计，在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地区的就有应天（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上海）、常州、扬州、仪征、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十余个
。在世界范围看，在18世纪共有10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其中中国就占了6个，分别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和广州，江南地区占据了4席。
有研究认为，到了清朝的中叶，苏州已发展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的特大城市
。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为这个地区城市化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雄厚基础。所以我们提出，借助环太湖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模式，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已不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城市，而是最终形成了我们命名的“江南城市群”。而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里。
从功能上看，江南城市群可以说已很接近理想的城市群。正如芒福德认为希腊城市比罗马城市、比今天的西方大都市都更好地实现了城市的本质一样，这不是因为经济发达和交通便捷，而是因为希腊城市提供着“生活价值和意义”的城市文化。文化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一种良好的价值纽带，使原本在经济利益上激烈冲突的城市结成命运共同体。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一直十分曲折，至今在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冲突与无序竞争仍比较严重。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只想“支配”和“虹吸”而不想“服务”和“外溢”。但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天然地形成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和谐，这非常有利于江南城市群的功能互补和共存共荣，所以在明清时代各种规格的城市都发展得非常好。如果说，今天的长三角之所以在中国城市群中表现优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明清时代江南城市数百年的“家底”，那么也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推进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之所以历经曲折和反复，与维系区域经济社会的江南文化机制老化和新的文化联系机制一直未能建立起来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长三角城市群一直是中国城市的骄傲，综合发展水平在我国19个城市群中位居第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群与西方相比，两者最大的差异不是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甚至也不是高科技，而主要是城市文化和现代服务功能。在新时代推进长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研究和建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已经学习得太多、需要加以规范和改进的西方理论和模式，另一个则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冷落和被忽视的江南文化和江南城市群。以后者为根基和资源，在已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增加上海“文化大都市”和“长三角世界级文化城市群”的战略定位，既是江南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使命，也是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应有的战略考量，对于高水平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