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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在《江南话语》丛书的总序中，我写下这样一句话，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江南无疑可以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但同时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这个农业文明时代创造的典雅、精致、意境优美、情味隽永的精神家园，在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消费社会的几度风雨之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陌生，“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如何找回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江南？其实并没有什么方便法门，我们给出的一个答案是“先知后行”，即先要在头脑中弄清“什么是江南”或者说“什么是江南的美”，然后才是在现实中的重建或复兴。事实上，由于不认真研究“什么是江南”，现实中的“东施效颦”已经很多。本着这个初心，我们开始了江南文化和美学的研究。
尽管人们常说“知易行难”，但我们体验更多的却是“知难行易”。以往的江南研究，一是偏重于文献整理与研究，它们或是卷帙浩繁的集大成，或是各类专学的资料汇编，但大都局限在文字、版本校订和资料收集上，这种“故纸上的江南”很少去触及“江南文化的现代价值与美学意义”，与现代人们的生活关系不大。二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尽管突破了“资料文献整理与汇编”的局限，但它们主要揭示的是“江南文化的功利价值与实用意义”，而诸如“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这些中华民族心目中最看重的江南意境和精神差不多“集体失踪”了。尽管可以说，没有文献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还原出江南的历史真面目，但在当下更要强调的却是，如果只有文献学的江南、经济学的江南和历史学的江南，那绝对不是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那个能够安顿生命和灵魂的家园。
为了把在现代学术中“被遮蔽的诗性江南”找回来，我们尝试提出和建立了江南诗性文化理论和方法。这和我个人过去的中国诗性文化和中国诗性美学研究有关。其间的历史关系和逻辑关系既密切又复杂，这里从两方面予以简要说明。
首先，中国诗性文化主要是在和西方理性文化的比较中提出的。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前2世纪），诗性智慧一分为三，出现了以理性文化为核心的古希腊文明、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从历史流变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历史载体。以“情”见长的唐诗和以“理”胜出的宋词，在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和一种“诗化的理性”。
有了这两样东西，中华民族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理性文化，中华民族最重大的创造则是诗学和诗性文化，这两者再现了中西民族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科学和理性文化的最大问题是造成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生产生活方式。而诗性文化的精髓在于肯定个体感性欲望的同时，又能较好地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在征服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也能有效避免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中国诗性文化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语境和方法。比如以往人们在讲到明清江南的感性解放思潮时，总喜欢套用西方的自然人性论、现代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但从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出发，就可以知道，江南人的“情”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这种经过诗性文化改造的本能与西方人讲的“原欲”“本能”并不是一回事儿。
其次，中国诗性美学主要是在和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说”的比较中提出的。“审美积淀说”的基本意思是，艺术与审美活动最初都是实用的，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只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原有的政治、伦理、宗教等现实功利逐渐失去，然后才成为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我一直认为，这是目前把美和美感的本质讲得最通透和最通俗的学说，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说“审美积淀说”错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是，它只能解释人类审美实践中的部分经验，对中国则是比较适合解释中原文化圈的审美经验。在世界范围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早在3万年前甚至更早，人类就开始有了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根本不需要等到政治、宗教等都比较成熟的文明时代。这意味着审美能力是人的天性，而不一定是后天的经验的产物。在中国范围看，这就涉及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南北文化之辩”。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古代中国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在深层结构上主要呈现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用性很强的“伦理美学”。但在长期处在政治边缘的江南地区，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审美文化”，同时也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孕育了相对纯粹的诗性美学。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判断标准，也是不应该混淆的。比如江南地区自古就盛产优美、多情的爱情诗，但在古代诗歌评论和士大夫的文章中，它们却常被冠以“有伤风化”“有失风雅”“淫佚”等恶名，这主要因为戴上了伦理文化和伦理美学的“有色眼镜”。而如果从“诗性美学”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基于恩格斯讲的“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是两性之间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和最正常、健康的感性生命活动。
西方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未免有些夸张。但如果我们说至少有三种江南文化应该是完全成立的。一是“江南物质文化”，如所谓的“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等，它们奠定了江南的经济基础。二是“江南社会文化”，如所谓的“晴耕雨读”的乡村、“西湖歌舞”的城市、工于算计和遵守规则的众生相等，它们构成了江南的社会环境。三是“江南人文文化”，这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江南，也是中华民族倾心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家园。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最能代表江南？我们一直认为，尽管江南以富甲天下著称，但古代的天府之国在物质文化上并不输于江南。江南自古也崇文好礼，但在这方面孕育了儒家学派的齐鲁地区也许更有代表性。在这个意义上，真正使江南成为江南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礼教，而是由于江南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中原实用文化、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审美自由精神是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所以说，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失去了才知道珍贵”，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经验，也适用于江南文化。在空间和建筑方面，古代江南园林集中体现了诗性文化的审美理念与要求，融入大自然和融入社会成为主要的空间功能和特征。但在今天的江南城乡，由于西方理性建筑文化在理论、技术和方法上沧海横流，各种“洋大怪”的地标建筑已把传统的江南机理和文脉改造得面目全非。这是西方理性文化驱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结果。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在李渔的《闲情偶寄》等文人笔记中，经常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叙事，就是江南人的精致和讲究与北方人的粗放和毛糙。《长安客语》中有一首歌曲，写得既夸张又形象：“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绵袄绵裙绵裤子，膀胀，那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但受社会的“麦当劳化”和网络粗口“漫天飞”的影响，历史上“铁马秋风塞北”和“杏花春雨江南”、“关西大汉”和“吴侬软语”的区别，也早已成为追忆之梦。
当然，一种文化的沧桑巨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各方面，不会只是基于一个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是今天的江南地区不富裕，也不是因为这里的文教事业落后，但为什么今天的江南变得越来越不像江南，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失去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灵魂。如果认可这种典雅、精致的古典文明生活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乡愁之一，它的传承和重建与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高度一致，那么从美学和文化角度研究和阐释江南文化，就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拥有了独特、隽永、厚重、深长甚至有些紧迫的时代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