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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州城市文化的历史流变

1.江南运河与苏州城市文化的发展

苏州城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中心位置,也就是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乡地区。距今大约一万年之前,这一带残存着一个宽阔的浅海湾,现在的上海市区仍在海平面之下,而苏州城周边的虎丘山、灵岩山、天平山、七子山、昆山的玉山、常熟的虞山等,都是浅海湾中的大小岛屿。由于长江带来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不断堆积,浅海湾逐渐被填平,形成了扇形的江南堆积平原,平原上的低洼地则形成了大小错落的内陆湖泊。江南平原地势低平,水源充沛,这就形成了苏州城得以依存和发展的富饶土壤。

“吴为水国,陂泽棋置,川渠网络,利足于注灌、运输,舟楫四达,岂非富庶之资。” 因处太湖出水口的要道,苏州城内城外河网密布,给农业灌溉及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明清时期有一篇《苏州赋》:“水村山郭,沃壤平原,洲渚相间,阡陌相连,柴门流水,茅店青帘,樵歌牧唱,农舍钓船,云帆浪楫,蟹簖鱼筌,鸟飞屏外,人行画边,渔郎声峭,莲女貌妍,所谓水云之乡、稼渔之区者欤。”

除了太湖和长江这两大天然的水系之外,人工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也经过苏州。早在2 000年前苏州与大运河就已结下不解之缘。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大兴水工,在苏州西北部向西开掘了一条全长170余里连通长江的运河。汉武帝时,由于要征调闽越贡赋,又从吴江开凿了接通嘉兴至苏州的运道。如果说到此时开凿的工程还只是些零星河道,那么三国时期,孙权在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开凿的第一条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纵向人工河——破岗渎,就可以称为江南运河的真正前身了。破岗渎的开凿在大运河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工程开凿水平、航道设施完善程度,还是它的运载能力,在当时都是独步中外的。由此,苏州城在运河上的地位越来越特殊起来。至隋唐大运河疏浚后,苏州不仅毗邻太湖,更处于江南运河与娄江(今浏河)的交汇处,拥有了内河航运与海上交通的便利条件,完全是江南运河的中心。

另外,运河苏州段的开凿还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的湖泊与河道。史载“苏郡多水道”,苏州真正是一座水做的城市。宋时,苏州城内河道总长达82公里,有被称为“三横四直”的水系脉络和有调节水位的七堰八门,并且河道与街道平行,商号店铺密集两岸,完全是“家家门外泊舟行”的水乡格局。城外则有由“太湖三江”及京杭运河构成的主要水系脉络。由此才造就了与苏州城如此浑然天成的水域系统。

古典名著《红楼梦》一开头这样写道:“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吴市”就已据三江五湖之利而闻名遐迩,汉时成为了响当当的东南大都会。隋唐大运河的拓浚,进一步促进了苏州的商业繁荣和市场发展,到明清时期其商业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阊门、胥门、山塘街一带,商贾云集,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之一,阊门更是被喻为“天下第一码头”。“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有首《阊门即事》,其中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事实上,阊门的繁盛正是出于枕着运河的缘故,便利的水上交通,给商业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难怪苏州人把阊门看成苏州繁华之最,称之为“金阊门”。清人刘大观曾比较评论运河南端三座名城的风貌时也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2.物质文化要素与苏州城市格局的变迁

苏州不仅是典型的大运河水网城,也是“千桥之城”,城内桥梁遍布,共有桥1 153座,是我国河、桥最多的城市。唐时,苏州的桥梁均为木质,故白居易诗中有“红栏三百九十桥”之说,但因木质易腐烂,入宋以后,都改成了“工奇致密”的石桥。在苏州,古桥仿佛就是这座城市的街头雕塑,在这里水有多少,桥也有多少。“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不夸张地说,苏州简直到了百步一横桥,五十步一竖桥的地步。悠长的岁月告诉我们,正是这些苍颜斑驳的古桥,给苏州增添了无限生动和绵延的韵味。

众多古桥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枫桥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由于《枫桥夜泊》这首诗的缘故,枫桥成了中国最著名的一座文化桥。吟咏枫桥的诗篇,不知其数。更是因为“诗里枫桥独有名”,千百年来,凡来苏州游览的人,都要到枫桥来实地领略一下它的诗情画意。枫桥为什么能给这些骚人墨客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其实,在隋唐以前,枫桥并不出名,也没有人题咏过,直至隋炀帝大业六年开江南运河,与北段大运河相连,枫桥才开始被人注意。乐天诗云:“平河(指运河)七百里,沃壤两三州。”说明运河对沿途灌溉和开发是一大促进。而苏州又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枫桥地处苏州西南端,离城仅五六里,所谓“枕潜河,俯官道,南北舟车所从出”之处,因此便成了四方商旅最理想的停息之地。由于官商船舶经常停泊,商店林立,枫桥慢慢就成为了米豆、丝绸、布匹、茶、竹等商品的集散地,吸引了无数南北客商。官府还派员在这里检查南来北往的船只,并设有标准粮斗,俗称“枫斛”。直到明末清初,苏州还流传一首俗谚:“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可见唐代以来枫桥市面的繁荣程度。

苏州人的另一骄傲,是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的虎丘。虎丘与苏州城的交通联系,在古代以水上交通为主,苏州城内以城河为条件沟通虎丘与运河。明清时期运河即与苏州城濠、城内河相通,又与绕虎丘而北的长荡相通,又与虎丘山塘水相通,所以在虎丘与城内相通的诸渠道中,运河也占有重要地位。

姑苏繁华,萃于金阊;吴中胜景,虎丘称最,两者一线相连,是即山塘。山塘街依河而建、临水而筑,也是姑苏城一个不可小觑的地标。晚唐诗人杜荀鹤曾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苏州城内水港交错,街衢纵横。在众多的街巷之中,这条有着1 100多年历史的山塘街被称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山塘的开街人当为白居易。公元825年白居易到苏州任刺史,此后的17个月里,他的身影穿梭在苏州的大街小巷,终日呼朋唤友,览奇观胜,把酒吟风,醉花邀月。一日,他坐了轿子到虎丘去,看到附近的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回衙后,立即找来有关官吏商量,决定在虎丘山环山开河筑路,并着手开凿了山塘河。山塘河东起阊门渡僧桥附近,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7里,有“七里山塘到虎丘”之说。山塘河又在阊门与运河相接,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南北商人汇集于此,这一带便成了热闹繁华的市井。

山塘街一向为历代文人墨客和朝野名士所钟爱,留下了许多吟咏之作。而清乾隆帝对山塘街则是分外青睐,他写的诗中,直接提到山塘的就有9首。1761年乾隆在崇庆皇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在北京万寿寺紫竹院旁沿玉河仿建了一条苏州街,而这条苏州街就是以山塘街为蓝本的。1792年,乾隆帝又在御苑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万寿山北侧建造了一条苏州街,仍然是苏州山塘街的翻版。山塘街历来都是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的场所,苏州每年的龙舟赛会以及各种庙会、节会、花会都在此间进行。

山塘街还是产生许多市民文学故事的场所,苏州弹词《玉蜻蜓》《三笑》《白蛇传》都写到它。比如《玉蜻蜓》中金贵升与青年女尼志贞就是在山塘街的法华庵里结识的;《三笑》中唐伯虎遇秋香之后雇小船“追舟”的地点,也发生在山塘河里,这一切都使得七里山塘充满着浪漫的色彩。 GlEmvfId/kaFrdOjfzsq/yP8ixh2PCakD/S0Mx1ahYRWLaM3E/2DygIgh0P6g6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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