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早在近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苏州地区就有了先民活动的踪迹。太湖中三山岛存留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表明，五六千年之前先民就已经开始有了水稻耕种技术和捕鱼工具。在苏州城东北的唯亭镇，有一处草鞋山文化遗址，东西长260米，南北宽170米，总面积达到4.4平方米。数十年来的不断挖掘考察，证实这里的文化堆积厚达11米，可以分成10个地层，从地层叠压关系可以看出文化层的先后关系：最早的是马家浜文化，然后依次为崧泽文化、早期良渚文化、典型良渚文化、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草鞋山遗址发掘中发现了6 000年前的水利建筑痕迹，由浅坑、水沟、水口和蓄水井构成的早期蓄水灌溉设施，还发现了炭化粳籼稻谷，炭化纺织品残片，精美的陶器、玉器等，说明新石器时期吴地先民已经掌握人工耕种水稻的技术，其生产和生活中的技术水平在当时来说已经达到相当优秀的程度。
历史上，苏州地区的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农村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而苏州城市文化兴盛的基础也离不开农业经济的长期繁盛，尤其在铜铁冶炼、丝棉纺织、食品加工等手工业方面，发源于农业生产的各种人才技术给苏州都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
从五六千年前的种植水稻开始，江南吴地的种植业就异军突起，吸引着各地移民的到来，苏州的农业耕种文化也在与北方黄河流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
六朝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加快了进度。早在三国纷争时代，吴国大力兴办屯田、兴修水利、建筑城池，被形容为“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富强之国也”。
之后每当中原出现战乱，总有大批北方人口移民南下，到富饶的江南吴地定居。比如沈约《宋书》卷五十六“传论”中描绘江南经济繁荣的情况：“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停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从此，江南吴地成为了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奠定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并从宋代开始进一步达到“苏湖熟，天下足”的独领风骚的程度。可以说，苏州城市工商业的长期兴旺，是建立在周边农村乡镇经济持续繁荣的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缺少了这一基础，就不会出现苏州城市文化的兴盛。与江南农村的密切结合，是苏州城市经济的特点，也是苏州城市文化的特点，并且从唐宋到明清时期都是如此，这也是苏州长期以来并不是一国之都却能“富可敌国”的根基所在。
苏州，最初称作阖闾城，相传为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楚国叛将伍子胥所筑，距今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至隋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废吴州，以姑苏山名之，始称苏州。苏州建城早，规模大，变迁小，水陆并行，河街相邻，人潮熙攘的古城区至今仍坐落在原址上，古典美与现代美相结合的迷人魅力为国内外所罕见。
吴国的开创者泰伯、仲雍的风范，对于苏州城市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
吴太伯（按：即泰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
这段关于吴国来历的最早记载告诉后人，当年太伯、仲雍的让贤南奔，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也是吴文化发展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一义举对于苏州城市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大胆开拓的精神。当时的古吴之地同北方中原地区相比还是相对落后，太伯、仲雍的南下定居，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周族文明，与太湖流域的越族文明结合之后，对于吴地的开发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他们与民并耕而食，艰苦创业，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在苏州城市文化的发展中也被继承相传，生生不息。
其二是勇气与精明相结合的创业智慧。太伯、仲雍成为吴王之后，潜心进取，吃苦耐劳，与土著民众一起，用勤劳的双手开创出吴地文明。在开发过程中，根据江南水网地区的天时地利特点，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技术，表现出了很高的智慧，这就为苏州城市文化的诞生创造了厚实的基础。
其三是以德服众的风范。身为兄长的太伯、仲雍，为了周族的根本利益，主动放弃了个人的权益，避走江南，文身断发，以示不返回和不可用之决心。这种对于权位的淡漠和谦让的美德，得到了吴地土著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并演绎成吴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这种清高独立的人格精神，在苏州城市文化过程中始终受到文人和市民大众的普遍赞同，因而在苏州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精神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