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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往在于知今。”众所周知，今天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与波折，至今在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冲突与无序竞争仍然相当严重。在芒福德看来，城市中至关重要的是共生关系与合作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保持内在平衡并在更大环境中保持稳定时，城市才能繁荣”
。就城市群是城市的更高发展形态而言，这些论述也完全适用于城市群。古代江南城市之间之所以可以自发地形成一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以江南文化为母体繁衍出发达的共生与合作关系。
城市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作为首位城市的大都市的职能主要有二：一是支配，二是服务。而如果仅有支配而没有服务，就会导致城市群内部的冲突与无序竞争。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之间，可以说主要体现为支配与服务的统一。一方面，作为一个城市群，江南地区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层级关系。如陈国灿先生将江南城市分作四个等级：一是小城镇，主要是由县级城市和更小规模的市镇构成，它们处于整个体系的最底端，起着联系城乡的纽带作用；二是规模城市，主要为府州治所在地城市，在这一级向下与县级城市和市镇构成一个结构相对简单的城市网络，向上则参与构成更复杂更大的区域城市网络体系；三是区域大城市，一般为有跨区域性影响力的城市，这一层级的城市体系比较复杂，其影响范围往往超出本区域而进入其他邻近地区，如平江（今苏州）、绍兴、宁波、建康（今南京）等；四是周围区域核心大城市的首都临安（今杭州），其影响力可以直接影响到区域内每一层级和全国其他区域城市。临安尽管位于江南城市金字塔的顶端，“它不仅是江南地区东西向、南北向商品流通的中心，也是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诸如严、徽等州的木材和柴炭，苏、湖等州的粮食，婺州和绍兴的纺织品，温、台、明等州的海产品和外来舶货等，均会聚该城，或就地消费，或转运其他地区”
。另一方面，这又没有演化为像北方与中原地区那种可以决定一切的作为政治中心的“寡头城市”。如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所说：“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是苏州、杭州和南京。……在长江下游地区繁荣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城市能长时期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没有一座城市能压倒其他城市，即使在它鼎盛时期也做不到这一点。”
同时，尽管在城市群中会受到适当的限制与约束，但古代江南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因此而走向衰落，这正是施坚雅所特别强调的，“长江下游的实例，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区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但该区的几个大城市却没有一个趋于衰落”。
因而可以说，在古代江南城市群中，天然地实现了中心城市支配功能与服务职责的和谐，因而有利于城市群本身的功能互补和共存共荣。与之相比，当代长三角城市之间不时出现的“恶性竞争”，则多半是因为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只想支配而拒绝服务。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长三角城市群在新时代的规划建设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曲折的探索和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方面联系更加密切的城市共同体，并最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群。特别是浦东开发以来，长三角的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但硬件与软件、经济与人文、管理与服务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质量的主要矛盾。对古代江南城市群的层级结构、内在机制与文化生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阐释，无疑可以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一种最直接和十分重要的历史镜鉴。同时，由于“发展在前”的原因，当代长三角发展模式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竟相模仿与参照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就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并可以为正在艰难行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种实现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生存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