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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群的界定，目前尚无定论。《牛津地理学词典》给出的定义是：“任何超过1千万居民的众多中心、多城市、城市区域，通常由低密度的定居和复杂的经济专门化网络所支配。”而综合相关学科的研究，衡量城市群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有相当多的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紧密；三是城市间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四是人口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西方的标准是2 500万人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并在国际联系中起到交往枢纽的作用。按照这些公认的标准，在明清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中国古代城市群。
第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在江南地区是不成任何问题的。有关研究表明，到鸦片战争前夕，长三角已经成为一个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这一大片地区，共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几乎占当时全国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一半。
而根据戴逸的研究，在18世纪，即使从全球范围看，江南城市的影响也堪称是举足轻重的。
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程度，中国也是最高的。中国6个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4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所以中国大城市的数目也是最多的。
第二，江南的大城市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呈现出繁荣和壮观景象。如作为东晋和南朝政治中心的建康（今南京），在当时已发展为一座巨大的消费性城市。
人们的生活用品都系于商市，皇宫内院更是动辄用数以千万计的库钱到城内外市场购买粮食、丝绵、纹绢、布匹等物。随着市场的繁荣，商业经营水平也大为提高，已经开始按货物种类列市，形成了一些专业市场，如牛马市、纱市、谷市、盐市、花市、草市、鱼市等等，政府并专门设置官吏加以管理，处理商业纠纷。为满足都城人民的需求，大小商人常年奔波于旅途中，通过水陆运输将富庶的三吴地区（吴郡、吴兴和会稽地区）出产的优质青瓷器、铜镜、丝、帛、纸、席、食盐、粮食、家禽等产品，长江中游地区盛产的铜、锡、漆器、木材，南方沿海地区的土特产品香料、海味、漆、密蜡、朱砂等各类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建康。商业经济的发达，使政府开始将商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建康西面的石头津和东面的方山津都设有关卡，货物十分税一，市内则专设市令、市丞负责收取市税。
隋唐时期，扬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不仅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核心城市，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最有意思的是，绍兴在唐代也有“会稽天下本无俦”之称
。除了大城市多、影响大，江南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也十分密切，特别是其作为城市群中心、具有重要的国内甚至国际影响的首位城市，对周边的城市的辐射与带动能力很强。如明清时代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首先，它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特大城市”，“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
其次，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种十分成熟、多层级的、可以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
苏州在明清时代的影响，与今日上海可以说十分相似。
第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更不成问题。以明清太湖经济区这一江南核心区为例，其在地理上“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因而在自然与经济方面，内部联系极为紧密”
。这种便利的交通条件，直到今天仍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一个显著特征。“长三角向以‘水乡泽国’著称，境内河道罗列，湖泊棋布。据统计，长三角的天然和人工河道总长达37万公里，水域面积几乎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太湖平原上更是水网密集，以‘碟形洼地’太湖为中心，平均每隔120米，就有一条河道。苏州市就是因为河道众多而有‘东方威尼斯’之称。水域面积广大，水系错综复杂是长三角景观的主要特征。”
以太湖水系为核心，江南城市之间拥有了便利的古代“高速公路”，使核心城市之间的交通往来十分便捷。同时，借助江南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江南城市还成为古代中国与海外相联系的交通枢纽。以镇江为例，在大运河全线贯通的隋唐时期，长江和运河在镇江构成了国内最大的黄金十字水道。太湖和钱塘江地区的漕粮﹑贡赋，一般都是先由江南运河运至镇江再转运北方；甚至两广的许多物资也由此中转，镇江因而被称为漕运咽喉。北宋在镇江设立转船舱，南宋则设立大军仓，使镇江成为全国的粮食仓储中心，直到康熙《江南通志》，仍有“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的记载。以上海为例，在嘉庆《上海县志》序文中曾记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也。”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中外贸易与交流的关系，上海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崛起，成为长江流域的大港，担负起整个长江流域贸易的重任。19世纪末叶，马关条约以后，西方可以在中国投资，长三角成为西方列强在华投资的首选之地。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和工业中心。”
这几个例子，很能说明江南城市在当时已成为实际上的“主干大街”，承担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服务功能。
第四，在人口规模与数量上看，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城市人口增加迅速。以1850年的苏州为例，其人口就从922年的大约20万上升到约70万
。城市人口增加最快的是隋唐时代的杭州，“杭州户口的增长最快，隋时一万五千户，唐贞观中三万五千户，宋元丰间增至十六万户，南宋初为二十六万户，至咸淳年间高达三十八万户、一百二十多万户口，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
。就作为江南核心的三吴地区而言，“从人口密度来看，天宝元年江南东道为每平方公里31.44人，低于都畿、河北、京畿、河南诸道，居全国第五位。而三吴四郡，据我的初步估算，每平方公里约为60人左右，与都畿道的58.7人和河北道的56.76人不相上下，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注：各地人口密度，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8。估算三吴四州人口密度时，口数据《新唐书·地理志》，面积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折算。）”
二是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指出：“明后期江南城市人口比例约为15%，1620年城市人口约300万，1850年则增至约720万人。清中叶的江南府州城市人口比例达19.2%，江南全境水平大致相当。这一水平远高于江苏省的13.6%，浙江的10%，相当于全国平均7.4%的2.6倍。”
及至清末，“城镇密度仍以长江下游地区为最大，1893年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14个；东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次之，分别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7.2个和6.5个，岭南及长江中、上游地区又次之，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4.2个到4.8个；西北地区和云贵地区的城镇密度最小，仅为每一万平方公里有城镇1.5个到1.7个，仅相当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九分之一。”
此外，在当时也出现了人口和资源向中心城市、大城市移动的都市化迹象。根据施坚雅的统计分析，在19世纪中期，江南地区的城市人口主要分布在都市或大城市，明显有别于当时人口总数与之相当的华北地区，“到1843年为止，长江下游地区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住在人口超过16 000的城市里，而华北地区相应的比率只略微超过二分之一。”
在明清时期江南萌发的都市化进程，使当时社会的各种资源向大都市迅速集聚，为江南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倘若不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各种战争，其中特别是对江南核心城市苏州、杭州、南京等的严重破坏，可以想见，这一地区在全球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仍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与当今世界大城市群相比，明清江南城市在人口总量上有所不及，但从江南城市人口在全国和当时全球人口所占的比例看，却可以说它在人口上丝毫不逊色于当今的任何一个大城市群。
第五，至于江南城市作为国家核心区域更是无须讨论的。江南城市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国家核心区，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迁移过程。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的《总论》中曾指出：“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其故何哉？盖并、青、雍、豫古称中原，文物声名洋溢蛮貊，而江淮以南则为苗蛮之窟宅，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于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区，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迄于南海不衰，其故二也。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
尽管这是讲学术，但也适应于城市。其中除了人们一般知道的战争影响，刘师培阐述的水利工程对南北地位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与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对稳定，并在唐代安史之乱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
安史之乱虽被平定，但黄河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却因战争破坏而人口锐减，遍地哀鸿……作为唐政府粮赋主要来源之一的两河地区优势丧失殆尽，一向号称富庶的关中渭河平原亦因各种原因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这种形势下，唐中央不得不向长江流域各地寻找财赋来源。诗人杜甫对当时“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于曩时”的情状十分了解，指出：“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赋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蜀之土地膏腴，物产丰富，足以供王命也”。而此前理财名臣第五琦在成都则向玄宗建议：“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虽然两人所说内容不同，但都足以说明当时唐代的经济重心已不在黄河流域。中唐以后，唐政府所需的粮食几乎全部依赖漕运，长江流域的粮赋源源不断地经过大运河北上，运抵两京。这一地区已完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
从上面这一段引文看，杜甫和第五琦也有一个差别，即前者更看重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而后者则偏向于江南地区。但在实际上，特别是由于大运河及漕运的关系，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可以说与日俱增。
其次，水利水运工程的影响也是改变南北地位的重要原因。以隋唐大运河为例，从唐宋时代开始，北方与中原不仅越来越仰仗于江南的漕运，整个中国古代的国家经济也是如此。北宋张方平在《论汴河》中写道：“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
南宋章如愚则指出：“夫东南财赋之渊薮，惟吴越最为殷富……唐财赋皆仰给于东南，其他诸郡无有。”
其原因在于，与饱经战乱破坏的北方与中原相比，江南地区“总的发展趋势是一直向前的，较少曲折”
，特别是在两宋以后，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很少再受到撼动，“北宋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不仅持续到南宋，而且这种发展在南宋时又一步深化了。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增无减，相形之下北方的发展是缓慢的。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的格局再也没有逆转过。江南经济区不仅完全取代了原先北方经济区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使得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对它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可以说，在整个古代社会的中后期，江南城市已成为中华帝国最重要的支撑体系。
江南城市在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同时，也以更大的资本与力量改变着中国城市的形态与功能。与中国文化相一致，中国城市向有南北之分，一般说来，“北方城市的最高发展形态是‘政治中心’，而最具代表性的江南城市则多为‘经济中心’”。
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和专制政体的性质，城市的经济功能仍受到很大的压迫和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直接相关。以周代为例，“农业文明在周代城市中的反映十分明显，即城市以政治中心功能为主，同时也是军事中心，而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和作用不突出。这就是周代城市最基本的特征。这种城市特征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发展影响十分巨大”。
以城市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空间（即古人的“市”）为例，直到唐代以前，统治者一般只允许有“市籍”的商人在其中从事商业经营，这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和活力很难获得自然与健康的成长。但在江南城市特有的城市空间中，却逐渐摆脱了中国一般城市之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对经济的压迫与限制，使城市固有的经济功能与商业活力获得了激发。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明清时期的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经济体系在生产与交换上均不同程度地享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靠皇室的恩惠才能很好地维持其发展。但长江下游则主要依靠自身形成的经济体系发展，其中包括依靠区域内形成的各种类型的市场支撑，其对政治的依赖程度要小得多。
在某种意义上，要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和专制政体中争得自由和解放，既不是个别的单体城市、更不是不发达的中小城市所能做到的，而是直接借助了当时的核心城市以及江南地区城市的整体实力，才完成了江南城市经济功能从中国古代政治型城市的整体合围中的突围，并逐渐演化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型城市形态。以古代江南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杭州为例，“明代杭州城从宋、元时的以政治中心功能为主转向以经济功能为主，成为江浙商品经济活跃的城市，是明代杭州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
以明代江苏城市的群体兴起为例，“明代在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出现了较大的城市，除两京之外，主要集中于江、浙、闽、广诸省。这些省较大的城市成为明代商品贸易中心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其中，江苏的主要大城市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阴、仪征、徐州、无锡、扬州等”。
从这两方面看，它们与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已很接近。
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一新城市形态的关键词，这一点已被很多学者揭示。在城市工业经济方面，“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一些传统城市发生裂变，内部结构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城市经济形态，即生产型城市，如松江、苏州等，尤其后者更具典型意义”。
同时，城市经济间的层级分工体系与互补性也进一步强化，以生活日用品为例，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是重要的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还是全国最大的成衣制造地等。以工业制造业为例，清代苏州冶铁业发达，有专门的冶坊公所，同时铁工具生产则分布在吴江县庉村市、震泽县檀邱市、宜兴县张渚市等。而丝织业工具在生产制作上的专业化程度更高，南京城内“供应丝织机具的有机店、梭店、竹器店、范子店、边线行等，分工甚为细密”。
城市群是一个资源集约、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生态和谐的城市共同体，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中，一个初步具备这些功能的城市群已经形成。此外，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主要是丝绸之路，而大运河则是联系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介。“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
明清时代的江南运河，就处在大运河最重要的位置上，因而也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际交往枢纽。由于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吸收并实现资源的配置，江南运河上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以江南城市群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杭州为例：
杭州是江南运河南端的终点城市，地处钱塘江畔，海路可通东南沿海。大运河开通后，杭州成为重要商业城市和海外贸易的港口……入宋以后，海外贸易发展，在杭州设置市舶司，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城市商业十分繁荣，临安城里有四百十四行。北宋熙宁十年，杭州的商税已居全国首位，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咸淳年间增至四十二万贯。（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可见其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达。
与之相仿的是上海地区在宋代以后的迅速崛起。在上海地区的古代城市化进程中，“以商业贸易、特别是国际物流与贸易为中心”是其基本特点。天宝五年（746），唐朝在今天青浦东北吴淞江南岸设置了直属华亭县的青龙镇，可以看作上海地区古代城市化进程的起点。青龙镇的主要功能是唐代对外贸易的新兴港口，当时其航运不仅通往沿海和内河重镇，还直达日本、朝鲜。宋人杨潜《云间志》对此曾有详细的描述：“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广之途所自出，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世贾，豪宗右姓之所会。”
刻于北宋嘉祐七年（1062）的《隆平寺灵鉴宝塔铭》，对青龙镇繁忙的航运情形有更细致的记载：“自杭、苏、湖、常等州日月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
发达的国内国际贸易与人员往来，使青龙镇成为“人烟浩穰，海舶辐辏”的枢纽，极大地提升了其城市化水平。
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江南城市群之所以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其优势，与其因优越的地理位置，比一般内陆地区更容易吸纳和接受全球的各种物质、人力与文化资源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