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城市群是一个当代的概念，又叫都市群、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发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城市群（Megalopolis）的概念与存在。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如“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日本太平洋沿岸等世界级城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城市布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连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为基础，使自身发展成为可以控制与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城市群的出现改写了城市化的历史，其巨大的影响力是以往任何形态的城市无法相比的。这也是我们把以“城市群”为主要标志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命名为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以及把它看作传统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的原因。
戈特曼提出的城市群概念与理论，至今已过去了六十多年。由于时世的变迁和城市群发展的不断深化，这一理论早已超越了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同时也开始面临补充或创新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其一是由于都市化进程已逐渐扩散到城市化水平原本很低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因而，在城市化与都市化进程中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地方经验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二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还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地非主流文化传统的断裂、均质化和非历史化，因而，对这些区域城市化或都市化的历史经验的发现与重建也成为城市群理论的新的生长点。
在逻辑上看，城市群概念在语源上可追溯到古希腊，早在西方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古希腊时期，城市群的概念就已“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同时，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依托自然地理、商业流通或其他方面的现实需要，曾出现了大量在内涵上接近城市群的古代城市群体。以早于希腊城市的中国原始城市为例，在距今4 500—4 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以山东章丘的城子崖古城为代表，考古界先后发现了山东寿光县的王村古城、河南登封县的王城岗古城堡、淮阳平粮台古城、偃师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阳谷景阳冈古城址等。尽管“这些原始城市的发育程度”在总体上“规模不大”
，但从其空间分布的格局看，以黄河中下游一带为地理背景、以中原旱作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以龙山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联系机制，以及以城墙、道路、房屋、陶窑、排水设施等为城市符号，可以说这些原始城市从一开始就初步具有了城市群的特征。同时，运用城市群理论对这些原始城市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也有助于揭示中国原始城市共同的发生机制与相互关系。其次，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城市群也一直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古代农业文明的汪洋大海中，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都市文明受到批判与抵制是很自然的；二是在现代世界中，尽管工业化为城市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但由于现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病”，因而各种“逆城市化”思潮与行为也是难以避免的。而这种情况，在西方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直到21世纪初，随着当代都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启动与不断拓展，对城市群这一新城市形态的批判和否定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这是以往人们很少运用城市群理论研究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与地方经验的根源。
在历史上看，被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是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城市群。其原因在于：借助环太湖领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模式，形成了与当今城市群高度一致的功能集聚区或中心区。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古代江南城市与城市群的关联已有所关注，认为当代长三角城市群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如1980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经济区。而1990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
。由此可知，尽管城市群是一个全新的当代概念，但并不表明它必然是当今世界的新产物。而只能说明由于充分借助了当代都市化进程，它在历史中一直被遮蔽的存在获得了“出场”的权力。在古代世界中，江南城市群并非特例，而是存在着很多与之类似的“家族”。以隋代为例，东南地区出现了江都、宣城、丹阳、毗陵、吴郡、京口、会稽、余杭、东阳等商业城市，而北方的睢阳、清河、沧州、景城、太原、鲁郡等也有很大的发展。
对这些古代城市的历史形态及其现代转换过程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戈特曼式的建立在20世纪西方都市化经验基础上的城市群理论，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都市化进程也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