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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城市、北方城市、江南乡镇三者之间，共同之处即统属于中国诗性文化，并与西方理性文化或依附于其他空间的精神文化系统迥然有别。在它们三者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是江南城市诗性文化之所以自成一格的原因。认识与研究这些差异十分必要，因为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使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成为它自身。
如果说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存在本身无可置疑，那么，在中国诗性文化系统中，的确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北方城市，也不同于江南城镇的诗性文化形态。如此则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建构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阐释语境，使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在我们的言说与建构中真实地呈现出来。这需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空间因素亦即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所造成。也可以说，南北城市在空间结构与功能上的不同，是中国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发育出新形态的重要原因。其次，诗性文化在江南城乡间表现出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于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也可以说，在江南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不均衡，是江南诗性文化再次裂变为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城市与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最重要的前提。
但另一方面，仅仅把三者区别开是不够的，这会导致对它们内在联系的遮蔽与忽视，所以在确定了基本的差异以后，还需要在三者之间建构对话的中介与桥梁。由此出发可知，无论南北城市在类型上的不同，还是江南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把它们作为人类文明不同的空间生产形态加以考察，是深入理解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重要方法。由于“文明”概念在内涵上过于含混，因而在使用之前，我们首先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层次做必要的梳理与限定。在中国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指人们创造的用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一整套形式符号系统，也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其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文明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指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也多有论述，核心是把文明看作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对此加以整合可知，文明的基本内涵即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三种形态。其功能也相应有三：在物质文明层面上，以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人类特有的、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政治文明层面上，以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创造与运用为标志，它表现为与野蛮时代有着根本性不同的社会制度系统；在精神文明层面上，以伦理、艺术等人文精神的创造为最高目标与理想，它表现为一种在大自然、动物界及野蛮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的艺术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境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大体上涵盖了人类文明的主要内容，同时其发展程度的高低也是衡量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引申言之，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城市与江南乡镇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三方面的不同决定的。在确立了这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关系之后，大体上就为研究中国诗性文化的空间演变建构了一个合法的学术语境。
在物质文明层面上，对诗性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物质生产方式，这既是中国诗性文化在不同自然地理与经济空间中发生裂变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江南城市诗性文化进行自身再生产最重要的社会背景。
从城市形态的角度看，南北城市在类型上的差异，与它们各不相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基础有直接关系。以明清时代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为例，与北方或中原的中心城市相比，它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城市工业发展密切相关。“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
二是城市市场经济体系高度成熟。尽管在一般意义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但更多的研究告诉我们，正是以苏州这样的江南大都市为中心，一种多层级的、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才真正地成熟。关于多层级，如李伯重所说，“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府城的商业腹地，由小而大，可大致分为4个层级：最直接的是苏州府辖下地区；其次是整个江南地区；再次是施坚雅所说的‘长江下游经济巨区’；最后，作为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的商业功能覆盖了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地区”。
至于辐射面，则如陈学文所描述：“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
三是苏州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在经济功能上出现了显著的区别，“府城内首先出现了商业集中的地区，后来又逐渐形成工业集中的地区……此时的苏州东城，可以说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工业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郊区市镇由于地域范围较小，因而似乎并未像府城那样形成专门的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
正是由于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城市工业，不同于传统政治分配体制的相当成熟的市场交换系统，才使得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都市，不仅与以政治为中心的北方城市，也与一般的江南城镇在生产结构与经济功能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不少方面具备了现代都市的内涵与特征，为中国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空间的发展与演化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
在政治文明层面上，中国城市的发生与中国古代政治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兴起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周武王建立起封建领主制的西周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领主的统治，开国之初，周天子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这些大小诸侯受封之后，必然要到自己的封地去进行统治，这样就出现了众多因政治需要而建立的城市”。
为了农业文明的利益，从西周开始，统治者不仅对各级城市的规模有严格的限制，同时对于城市中的商业与商品经济空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唐代。尽管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但由于政治、经济与人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影响，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向有“重北轻南”的传统，亦即政治本身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所以其对诗性文化的影响也有明显不同。这是中国诗性文化在南北、城乡之间产生不同形态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中国城市的类型看，南北之间有一重要区别，北方城市的最高发展形态是政治中心，而最具代表性的江南城市则多为经济中心。前者最突出的特征是政治因素对城市空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唐朝都城长安为例，“长安城内除宫城外，有东西两个市，一百零八坊，每个市又大约占两个坊的位置，商业交易区是相当狭小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表现。坊和市，四周都有围墙和门，坊内都设有鼓楼，依太阳出落，按鼓声而启闭。从建筑形式来看，坊市之墙，实乃是城中之城，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堡垒式的城市格局”。
所以有学者指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官署独立区划，与民居分离”；二是“宫城与皇城占全城总面积约八分之一”。
而在经济中心，对城市形成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来自工商业因素，上海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这两种类型的城市在城市功能上明显不同。政治中心最重要的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核心是政治与军事。尽管政治与军事不直接服务于生产，不增加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它们是控制资源最有效与最直接的手段，所以一直成为政治中心城市的头等大事。对于城市本身的控制，政治中心的主要做法有三：一是在规模上限制。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就严格规定各级城市的规模，以免给王城造成现实的威胁；二是运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削弱非中心城市的实力。朱元璋对作为“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的苏州的态度，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个案
；三是具体到城市内部空间，则是对城市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空间（即古人的市）进行严格限定。直到唐代以前，统治者一般只允许有“市籍”的商人在其中从事商业经营，这使得城市的经济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不同，其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与流通的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则相对比较疏远。如南朝的中心城市建康，与北方的都市有很大的不同。
南朝的建康，商业繁荣。史言：“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厘列肆。”作为商业活动主要场所的市，在东吴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起来了。《隋书·食货志》亦云建康“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这些市大部分分布在秦淮河以北、冶城以东，其中不少是在寺院附近。如建初寺前的大市、栖霞市等。因为东晋、南朝佛事隆盛，寺院周围人烟稠密，来往频繁，是交易的好地方。市场名目繁多，且分工专业，一些商品有专门的市场。商品有三吴地区的粮食、丝帛、青瓷、纸张，长江中游来的铜、铁、矿石，海外的香料、珍宝等。另外还有不固定的草市，甚至宫中也列苑市。东吴时还没有按货物种类列市，到南朝已出现了牛马市、纱市等名称，并且贸易量很大。
又如明代的南京：
明代南京的商业区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其中江东门、三山门、聚宝门、三山街一带最为繁华，明初曾在这里开设了醉仙、轻烟、翠柳、梅艳、淡粉、叫佛等十六座大型酒楼，以供功臣、贵戚、官僚和文人墨客消遣享乐之用。人们爱吃的烤鸭、烤鹅是这些酒楼的拿手名菜。南京景点中最著名的当属秦淮河。从南朝开始，秦淮河两岸酒家林立，气氛奢靡，无数歌船往来河上，许多歌女寄身其中，轻歌曼舞，丝竹缥缈，王孙公子流连其间，佳人故事留传千古。一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唐朝诗人杜牧写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著名的《泊秦淮》来描述当时六朝金粉醉生梦死的景象。隋唐之后，秦淮风情一度冷落。明清再度繁华，富贾云集，青楼林立，画舫凌波，成江南佳丽之地。秦淮风光，以灯船最为著名。河上之船一律彩灯悬挂，游秦淮河之人，必以乘灯船为快。每逢盛时，灯船蜿蜒似火龙，素称“秦淮灯船，天下第一”。
尽管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划分还不够精细，但已将南北城市的本质不同揭示出来。这也是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比较普遍的看法。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在前者，“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与之不同，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
此外，从都市民俗的角度也可印证这一点：“在古代，以政治中心为首的‘都城型城市’，如唐代长安、洛阳等，文人会聚，中外使节商贾云集，酒肆林立，其‘都城型民俗’表现为重礼仪和门第，食不厌精，建筑和服饰上‘竞相侈丽之风’。以交通、商业发达的‘商埠型城市’，如扬州、泉州等，市民‘性轻扬’、‘尚鬼好祀’……形成了喜艺文儒术和吟咏之事，耽于逸乐，善于消费的‘商埠民俗’”。
从城市与乡镇的角度看，由于中国政治“重北轻南”的传统，由于江南社会经济更发达等原因，江南城乡在总体上对古代政治的依赖程度小于北方城镇。这其中所表达的正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固有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政治的依赖性就会相对减少。多一分经济实力，就多一分自由发展的可能。
以南北乡村为例，它们所不同的不仅是种小麦或种水稻、养蚕或绩麻，或者是由于土地、气候、水文等原因“多收三五斗”或“少收三五斗”，而是有着一些质的区别。如在经济活动方面，北方乡村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民一般很少与工商活动发生联系。但在江南农村与乡镇，则出现了工农之间界线模糊的情况，“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江南农村居民常常是农、工、商多种职业兼营，并非只是种田的‘专业农民’，相反，在市镇居民中，也有不少人把其全部或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劳动”。
以松江为例，在明嘉靖年间，这一地区就以出产棉布著称，“中户以下，自织小布，以供食”，至清嘉庆年间，仍然是“乡村纺织，尤尚精细，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
又如对现实政治的依赖程度方面，有学者指出，“在长江三角洲，商品化程度高，国家政权势力渗透少，村社组织力量薄弱，而同族集团却高度稳定；华北则相反，商品化程度低，国家政权势力渗入村庄，村民流动频繁，同族组织不稳定，而超族的村社组织却力量强大”。
但由于在物质文明积累、制度文明建设，以及在城市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因而无论是对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系统的游离程度，还是在经济生产的性质与规模上，江南乡镇与江南城市的差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这既可以从乡村、市镇与城市工业在性质上的不同加以认识，也可以通过比较乡镇与都市在市场经济规模上的差异来理解。首先，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别比较明显，“从生产性质上来说，农村工业基本上是一种很小范围内的地方自给性工业，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原料和市场；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一种‘外向型’工业，即其所使用的原料大多数来自外地，产品也有很大一部分供给外地市场。在生产方式方面，农村工业主要是农家副业生产，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都较低，而城市工业则并非主要是工匠的专业生产，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等方面都处于较高地位”。
而市镇工业则介乎两者之间，一方面它属于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相比，不仅技术上领先，“即使是同一行业，市镇上的专业化生产与农村里的农家副业生产，无论是在生产的工艺水平上，还是在生产的效率与产品的质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
另一方面，市镇工业不仅难以成为中心，在总体上也是从属于大都市的。正如李伯重对明清时代苏州工业格局的分析：
留在府城内的工业主要是产业层级较高的工业。集中了这些工业的府城也因此而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中心。城厢附郭的工业以产业层级处于中等的工业为主，而郊区市镇则集中了产业层级较低的工业，因此它分别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中层与低层。在这种合理的产业地域分工的基础之上，三者形成了一个以府城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
其次，江南城、镇在工业上的区别，也适用于描述其市场经济的差异。尽管江南乡镇在市场贸易等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规模，以明清吴县盛泽镇为例：
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辄晨昏。
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辇金至者无虚日，以故会馆、旅邸，歌楼舞榭，繁阜喧盛，如一都会焉。
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从这里的一诗、一文、一方志看，盛泽的城市化水平已然很高，是江南乡镇在明清时代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标志，如陈学文所说：“自明中叶以来，太湖流域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兴建、发展起来……大大小小的市镇像群星拱聚在太湖四周广大土地上，其中有些市镇规模甚至超过了府、州、县城，经济非常发达，生产、消费、交换和服务各种功能齐备。”
但另一方面，由于江南乡镇的政治地位不高，所以不仅比起城市来更容易受到压制与限制，如康熙前期就颁布“机户不得逾百张”以限制民间丝织手工业的发展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空间规模、人口数量、经济总量、消费水平等方面，与堪称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城市的苏州、杭州相比，仍然无法相提并论。
江南城乡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它们在社会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一个时代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既直观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权力意志与政治需要，是其政治文明的客观化、现实化、感性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明显看出江南城乡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即使在已相当富裕的江南乡镇，人们在生活观念上依然倾向于儒家哲学，如耕读为本、勤俭持家等素朴生活方式，就是北方意识形态与生活观念在江南乡镇的直接表现。在明清时代的家训或启蒙读物中，其所宣扬的基本上也是政治文明的理念与话语。如这些家喻户晓的名言：
传家二字耕与读，防家二字盗与奸。倾家二字淫与赌，守家二字勤与俭。（《重定增广》）
人生在世，多见多闻，勤耕苦读，作古证今。（《训蒙增广改本》）
念祖考创家基，不知栉风沐雨，受多少苦辛，才能足食足衣，以贻后世；为子孙长久计，除却读书耕田，恐别无生活，总期克勤克俭，毋负先人。（《围炉夜话》）
这与昼夜喧闹、纸醉金迷般的江南城市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明末一些士大夫发起的“不入城”运动，他们不喜欢城市生活的奢华与糜烂，因而选择逃到乡镇去。又如清人颜元把自己少年时的轻薄不检归结为生活在城市里（《未坠集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江南城乡在社会生活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从中可以看出，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因而江南乡镇对政治文明的依附要比江南城市严重得多。
在精神文明层面上，南北城市与江南城乡也有明显的差异。它表现于南北城市是中国诗性文化裂变为两个子系统，正如我在《江南都市文化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中所指出：“由于中国南北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政治与审美、实践理性与诗性智慧的二元对立，因而中国诗性文化还可以更具体地划分为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和以‘经济—审美’为基本内涵的‘江南诗性文化’。前者以齐鲁礼乐文化为表征，后者则以江南诗性文化为代表。”
由于江南乡镇与北方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诗性文化的这种南北差异也可以用来指称江南地区的城乡之别，其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与细节而已。与物质文明重经济、政治文明重制度不同，精神文明的核心是“礼”与“乐”。《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对此进一步阐释，“礼”的功能在于划定秩序，相当于今天的法律与伦理；“乐”的目的在于生产和谐，相当于今天的艺术与审美。两相比较，前者的基本功能是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后者的主旨在区别自由的人与异化的人。由于后者涉及人的愉快、幸福与自由目标，由于人的愉快、幸福与自由是判定一个社会是否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尺度，因而可以说，“乐”比“礼”更高一层，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更高文明水准与理想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讲，南北城市、江南城乡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异，主要不在其政治、经济等“硬件”，而是突出地表现于“重礼”与“重乐”之间。
首先，从“礼”的层面看，在北方城市与江南乡镇中，最突出的空间特征即政治伦理功能重于经济生产功能，这是它们在精神文明层面上表现为“礼重于乐”的根源。以南北城市论，北方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它以天子明堂为中心逐层逐级向四周延伸，是以“君臣”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理念在城市空间中的感性显现。而江南城市苏州与之完全不同，其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以月桥商业区——唐代设置的坊市为中心，在工业、商业、贸易等经济资本的驱动下向各个方向扩张的。正如西方学者所说：“1008至1016年间，尽管少数的专业化的市场已经在城市的其他角落建立起来，但主要的商业街区依然是月桥东西两侧的市场。这些主要的市场是唐代坊市制的延续。唐代的坊市制是按区块而不是按街道规划城市，这种规划有利于政府的控制，而且市场有着官方制定的规则。在宋末，商业区已经向各个方向伸展，占据了城市景观中很大的一部分。”
以江南城乡论，也是如此。以伦理习俗为考察对象，可以很好地说明两者对“礼”“乐”的不同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江南乡镇是传统礼俗最忠实的信仰者与实践者，在维护风化与纲纪等方面，它们比北方的政治中心往往更加顽固不化。如江南乡镇对越轨男女的惩罚，其严厉与残酷是世人皆知的。这说明江南乡镇生活的核心原则即“万恶淫为首”，他们最害怕“礼崩乐坏”，是北方意识形态与伦理规范忠诚的卫道士。另一方面，在“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徽州棠樾，它驰名于世的牌坊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但在江南城市生活中，对同一件事情不仅羡慕者有之，鼓励、纵容者有之，更有甚者还把它们美化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解放行为。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古代艳情小说，也最喜欢以苏州、扬州、杭州为生活场景。如《梧桐影》第三回写道：“话说从古到今，天子治世，……第一先正风化。风化一正，自然刑清讼简了。风化惟‘奢淫’二字，最为难治。奢淫又惟江南一路，最为多端。穷的奢不来，奢字尚不必禁，惟淫风太盛。苏松杭嘉湖一带地方，不减当年郑卫……”透过其道德说教的外衣，这恰好说明江南城市生活的“去道德”与“去教化”本质。如果说，与北国诗性文化相比，江南诗性文化最明显的是其审美气质，那么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相比，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则呈现出更加自由、活泼的感性解放意义。
其次，从“乐”的层面，也明显可见三者的不同。古人的“乐”，主要有伦理与审美两层内涵。前者再现的是“礼”与“乐”的相互交融与和谐，表现为政治伦理对审美文化与个体快乐的渗透与规约；后者表达的是两者的矛盾、对立与分裂状态，它表明生命的自由与愉快在于最大限度地超越社会与伦理的束缚与异化。在北方城市与江南乡镇，固然也有快乐与自由等审美经验，但由于更多地受制于政治伦理结构，所以其核心内涵是所谓的寓教于乐，即娱乐、快感与自由体验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再生产出崇高的“道德主体”。就此而言，北方城市与江南乡镇的审美经验不够纯粹，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趣味，并只能与具有较高伦理价值的对象产生审美共鸣。进一步说，南北城市、江南城乡在“乐”的层面上，其最大的区别即审美趣味与道德趣味的不同。如果说，在北方城市及江南乡镇中，艺术与审美活动只是实践道德的工具，或者说精英是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主体，而普通大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那么正是在江南城市中，它们才逐渐由手段发展为目的本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市场化。这正如龙登高在分析临安娱乐市场时所指出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早已有之，通常主要是特权享受，或自娱自乐，或相互娱乐，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开展的，不发生交易行为。中晚唐以后，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娱乐市场发育趋于成熟，并推动着娱乐业的成长，这在经济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阶段性的意义。”
由此可知，至少从南宋临安开始，一种与当今大众文化相类似的文化消费与娱乐活动，在最发达的江南城市中已渐成气候。由于城市空间经济功能的强化与政治伦理功能的衰退，使中国江南城市直接表现出与西方近代市民生活甚至是当代消费社会相似的特征。尽管正统人士一概称之为“大伤古朴之风”，但作为一种历史必然，这又是任何人无力挽回的。如张瀚《松窗梦语》所说：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
这说明，中国古代都市文化在发展到高峰期的同时，一些重要的现代都市文化特征也开始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显现。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中。以江南城市独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基础，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北方城市或江南乡镇的都市生活方式。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吃、喝、玩、乐。以日常宴饮为例，古来就有“肆筵设度，吴下向来丰盛”之说。《武林旧事》中曾详细记载过一次菜肴多达200多种的盛大宴会，其中鱼虾禽肉为41种，水果和蜜饯为42种，蔬菜20道，干鱼29道，此外还有17种饮料、19种糕饼和59种点心。以日常服饰为例，褚人获曾记载有一首《吴下歌谣》，其中讲到“苏州有三件好新闻”，是“男儿着条红围巾，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坚瓠补记》卷六）以日常游玩为例，尽管北方城里人与江南乡镇人也游玩，如士大夫赋闲或致仕以后，但那本质上是有节制的与高雅的，以不伤大雅，即不触及政治理想与伦理原则为前提。但江南城市市民与此不同，如苏州虎丘中秋节：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十数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江南城市最大特点是多元化与多样性，适宜不同人等的消费与享受。江南都市生活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就是以李贽、李渔等人提出的人性解放思想与日常生活美学。以李渔为例，从《闲情偶寄》细察他的日常生活实践，其原理主要有二：一是勤于动脑筋；二是勤于动手。这是江南文化的独特产物，北方人尽管也不是思想和行动的懒惰者，但他们一般只肯在国家大事上费力费神。而李渔即使做一碗面、煮一锅粥，也会动员、运用他所有的知识与思考，以便更好地满足一己的口腹之欲。尽管古人为此十分担忧，并时时希望“谁个出来移乾坤”。但这种评价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的。它没有看到江南诗性文化对中国民族具有的独特价值。具体说来，由于注重日常生活细节，江南人的审美感觉越来越精细和敏感，而对于只有衣食饱暖理想的北方人，则必然在审美趣味上出现严重的异化和退化。长此以往，他们就不再有关心实际生活之外事物的闲情和逸志。其最大的悲剧在于，一般人都想着奋斗成功之后再坐下来享受生活，但实际情况是，一旦在奋斗过程中完全磨损了主体享受生命和创造生活的审美机能，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江南生活理念与日常实践方式，可以看作对古典江南城市生活方式最高的理论总结。
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把中国诗性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诗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发展水平，同时，作为古代江南人民留给我们的一笔极为珍贵的古典人文精神资源，对它的深入研究与现代阐释，对于我们提高当代中华民族的生活质量，提升当代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