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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书中译本撰写导读，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压力。段先生已经为本书中译本写了序言，我这里再写下这篇短文，只能当作我向段先生提交一份读书笔记，抑或当作我参加此话题讨论的浅见。有些读者看到书名《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决定开卷一阅，我猜想这些读者可能是已有宠物，或许是打算养些宠物，甚至可能是那些被邻家的宠物干扰到日常生活的人士。然而本书讨论的对象不仅是人们常识中的宠物，如小猫、小狗，还扩展到了所有自然之物、所有的人。
本书包含大量有趣的“故事”，意在让读者审视人类的种种做法。譬如，人们喜欢植物，但是是否应该将之强行修剪或扭曲为我们喜欢的形状（原书第63页）？如果我们在历史书中读到，18世纪的贵妇将黑人男童作为宠物来养，我们是麻木不仁，还是觉得贵妇十分仁慈（原书第5页）？另外，人们是否能够理解因纽特人自杀时的快乐心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去死，可以直接进入“快乐的猎场”，而不是进入饱受苦难的阴间（原书第90页）。这三个“故事”直指人类使用力量或权力
的三类道德主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在处理三类关系时，何种形式、何种程度不算是滥用权力？从本书的这些故事和主题，读者就可以了解，这不是仅仅献给爱猫、爱狗人士的读物，而是奉献给所有人的一本书。
许多学科都讨论上述三种关系，而本书展示的是地理学者，确切说是文化地理学者的视角。文化地理学的鼻祖是卡尔·索尔（Carl O. Sauer），其代表作是《景观形态学》，段先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地貌学博士学位时，上过索尔的研究生讨论课。他回忆道，索尔对人类文明和城市管理持悲观态度，因为他看到权力被滥用。
段先生继承和拓展了索尔的学术主张，他在20世纪70年代将人文主义引入了文化地理学，从而开创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时代。该学派出现的标志性作品是段先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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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研究生在20年前一起翻译了《现代地理学思想》。
我从该书了解到，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以现象学作为认识论基础的，因此我误以为现象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地理学中。我最近重读《景观形态学》，注意到索尔在文中开篇强调“科学的现象学视角”（The phenomenologic view of science）。
[2]
索尔引用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智慧学派（School of Wisdom）创始人克士林（Hermann Keyserling）伯爵的名句：所有科学都可以被视为现象学。
[3]
《景观形态学》发表之时，距现象学鼻祖胡塞尔第一部现象学著作《纯粹现象学通论》的出版已有12年。《纯粹现象学通论》出版后，引起西方学术界热议，并被视为20世纪哲学经典之一。
胡塞尔为了说明因果性的客观有效性，从纯粹意识角度思考问题，以描述其实质。
索尔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沃林顿（Warrenton），其父母是第一代德国移民。该镇德裔居民比例高，索尔10岁那年还跟随父母回到德国的卡尔夫（Calw）小镇读了一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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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索尔阅读胡塞尔德文原著没有任何语言障碍。19世纪末，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地理学家将因果分析引入地理学，使地理学从侧重记录的学问，转变为一门“科学”。而索尔的贡献是，他意识到了胡塞尔现象学是地理学者探索因果分析的新路径。索尔侧重采纳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的观点，例如他寻找美国新墨西哥州、中美洲国家景观（landscape）历史层累过程中的“历史的先天”（historical apriori），
[5]
即层累出来的景象（spectacle）具有绝对意义之规则（the rule of an absolute meaning）。
[6]
他指出：当地理学者将现象和区位转化为抽象数字时，就背离了地理学的研究方向。
[7]
我自己认为，地理学家要探究的是能够回答三种关系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并非超脱于区域历史，而是贯穿各个阶段的历史意义，只有历史的、先验主体性才能为“理念”负责。
段先生虽然也关注历史现象学，但他并不研究特定区域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是如他自己所说，他偏重采用心理学方法。
胡塞尔指出：现象学不是别的，它正是有关心理事物本身固有本质的科学。
随着现象学的发展，以段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便将现象学的新成果融入地理学研究中。例如大卫·西蒙（David Seamon）将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body subject）、海德格尔的“栖居”（dwelling）概念引入地理学研究。
段先生的许多著作已被译为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本书是此前少数几本尚未翻译出版的段氏作品之一。2005年我邀请段先生顺访北京师范大学，并做学术报告，
一位著名的自然地理学教授听罢报告说：段先生的报告更像是地理文学。这个评价很到位，因为另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教授梅宁（Donald William Meinig）认为，“只有当大量地理学家成为艺术家时，地理学才值得被称为一门艺术”。
[8]
坦率地说，中国地理学界的自然地理学定位，与欧美的地理学定位相差很大。如果国内地理学者按照段先生写作风格发表专著，多数同行会认为这样的书属于“随笔”，而非“严肃”的学术论著。即便是阅读这样的“地理文学”或“随笔”，我的那些受理科训练的学生，以及许多地理学同行（尤其是自然地理学和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同行）普遍认为，读懂段先生的作品很难。读者掩卷之后，依然不知段先生用丰富的“故事”、易懂的文字所“推导”出的结论为何。其实，我最初读段先生著作时，也有同感。例如，我前面列举了本书中的几个小故事，许多人读完这些小故事，后会生出疑问：段先生是否在否定园艺和盆景艺术？是否在批判贵妇的假仁慈？其实答案并非这么简单。2017年我与孔翔、白凯两位教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访问了段先生。他提到了汉字“仁”的精妙，即人在两极之间的选择和平衡过程则为“仁”。段先生在本书序中说到，他使用的写作方法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目的是建议人们找到重新观察世界的可能方式，而不是由他给出肯定的结论。我理解，判断是非需要在描述出来的情景中来思考，而判断是非的主体是多元的，是非判断一直处于多元主体协商过程中，至于协商过程中既有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也有福柯的“历史的先天”。
[9]
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此书，意识到自己在认识自然、了解他人和自己的过程中具有局限性，那么就达到段先生希望的第一层目标。而要达到第二层目标——找到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新途径，并不能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当即可得。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我们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完全理解作者的原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让我想起美国中西部学派的领军人物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与伯克利学派（或称西海岸学派）领军人物索尔的对话。两人互相质疑对方没有正确理解区域地理学派创始人赫特纳（Alfred Hettner）的思想。 [10] 因此肯定地说，我也未必全部读懂了段先生本书的原意。我只是基于人类的共同性，自认为理解了段先生要表达的意思。譬如人是弱小的，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被关爱时的内心感动（affection）。关爱和感动之间有因果关系。而本书选择了“支配”“感情”这两个人类心理的本质，将之作为理解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钥匙。而今，英美地理学界已经出现了多篇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论文。 [11] 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观点主要是两个：其一，否认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例如开始强调非人类的主体性，或超越人类性；其二，否认理念之于经验世界的绝对优先性，例如开始向唯物主义回归。
本书1984年首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决定翻译出版此书之时，恰遇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来袭。在新冠疫情流行已达两年的当下，翻译出版此书简体中文版，具有新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场疫情让人们再次深切意识到，无论人们位于世界哪个角落，都无法回避或无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话题，都无法独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为打造（making）的自然天堂之中。我们看到狡猾多变的新冠病毒，不断发挥它们的主体性。在人类与新冠病毒互动的过程中，二者共同调节着“人与病毒”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穷人和富人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空间移动差异性。那些一定要在实体空间中通过移动而谋生的穷人，所生成的地理知识一定与富人不同，这便是经济基础对地理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医学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面对新冠病毒，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支配”（Dominance）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们的主要策略是躲避或防御，如着防护服、居住隔离、冷链消杀等；还有一种途径就是注重提升免疫力。而与新冠病毒相处的方式，背后是人类不断调整的“人地观”。
2020年5月，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先生就新冠疫情，通过邮件采访了段先生。史密斯采访时提到了段先生的多部著作，《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是其中一本。史密斯教授以这些书为引子，听取这位著名的文化地理学者对新冠疫情的见地。
段先生最为擅长的分析手法是引用他人的文字，观察人们（包括他自己）在切换时空坐标后，对自己、他人和自然的理解有何变化，这恰恰是具有地理色彩的视角。段先生依然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回答了史密斯的问题。他一如既往，从不将艰涩的现象学术语挂在嘴边，而是用自己的、他人的故事引出他的思考，也引发听者的思考。例如他发问：为何收容所里的猫和狗很快被人们领养，而贫民窟和福利机构里的许多孩子却没有人收养？为什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PCA）的成立时间甚至比为无家可归儿童成立的同类社团还早了几十年？
本书图文并茂，相信读者受到图片的启发后，会联想到生活中类似的图景。而当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地理景观展示出类似的“含义”，这便触到“现象学”了。
周尚意
2022年6月于京师
[1] Tuan Y-F,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 (1976): 266—276.
[2] Sauer C.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2(2), 1925: 19—53.这是文化地理学派诞生的标志作品。
[3] Keyserling H.G., Prolegomena zur Naturphilosophie (Miinchen: J. F. Lehmanns Verlag, 1910), 11; Keyserling H.G., “Prolegomena Zur Naturphilosophie,” Philosophical Review 22 (1913): 81.
[4] Williams M., To Pass On a Good Earth The Life and Work of Carl O. Sauer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4), 20.
[5] 也被译为“历史的先验性”。Speth W. W., “Carl O. Sauer’s Uses of Geography's Past,” 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55 (1993): 37—65。
[6] Husserl E. G. A.,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
[7] Sauer C. O., “Homestead and Community on the Middle Border,” in Selected Essays 1963 — 1975 , ed. Bob Callahan (Berkeley: Turtle Island Foundation, 198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3), 57—77.
[8] Meinig D. W., “Geography as an Art,”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8 (3), 1983: 314—328.在美国大学中地理系通常是设置在人文和艺术学院里的。
[9] Carr D., “Husserl and Foucault on the historical apriori: teleological and anti-teleological views of histo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49 (2016): 127—137.
[10] Speth W. W., “Carl O. Sauer’s Uses of Geography’s Past,” 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Coast Geographers 55 (1993): 37—65.
[11] Williams N., Patchett M., Lapworth A., Roberts T., Keating T., “Practising Post-humanism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4 (4), 2019: 637—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