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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中叶，宋朝户部侍郎李椿年（1096—1164）对土地调查规定作出了修改。此次修改看似简单，却导致了中国南方行政管理领域的一场革命。福州1182年的《三山志》以平淡的语气描述了这次改革：“绍兴十九年（1149年），行经界法，田以名色定等，乡以旧额敷税。”
不过，在这段话的后面，枯燥的文字记录显现出李椿年政策的重大成果：“今垦田若园林、山地等顷亩较之国初殆增十倍。”
即使考虑到此类描述中典型的诗意夸大，其调查的效果也是显著的。通过对土地核算看似细微的调整，在官方的税收和监管下，李椿年的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土地面积，尤其是森林面积。
李椿年的调查方法本身充满革命性，大幅提升了地籍记录的质量和内容，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改善土地及财政状况。自此之后，林地开始由开放的、公共进入的景观，转变为独占的财产。接下来几个世纪里，其他官员也对土地调查规定作出了各自看似平淡无奇的改变。14世纪初，元朝平章政事章闾命令中国南方的税务官员规范土地调查类别。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到1391年地籍编纂覆盖全国为止，明朝的土地调查员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规定，并将其推广至南方的更多地区。总体而言，这些变革使国家在财政方面对森林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国家官员实际上把森林变成了私有财产。虽然私有化经过几个世纪才彻底实现，但森林私有的基本前提早已根植于李椿年1149年制定的规定之中。这一土地监管的转变，是造林革命制度化的第一个方面。在过去的千年之中，李椿年改革是中国土地政策最大的变革之一。然而不知为何，一直以来，这些改革大都被历史学家所忽略，鲜为人知。
李椿年的土地调查不仅符合12世纪中期宋朝的具体政治环境，也符合中国南方长期存在的环境特征。如第一章所说，中国在11世纪经历了一场千年未遇的木材危机。如果时间充裕，各种政策都有可能走向成熟，引领宋朝走向森林管理的新时代。然而，外部事件扰乱了这一进程。1127年，女真人的军队攻占宋朝都城开封，对彻底结束宋朝统治构成了非常现实的威胁。虽然宋朝统治阶层大都逃往长江以南，在杭州新的皇宫拥立了新的皇帝，但北方一失，以国家为中心的森林管理之道便无疾而终。正是在此情形之下，李椿年提议进行边界调查。他认为，南宋已经失去北方的大片税收基础，而南方地主势力不断扩张，此时，需要改进仍可征税的土地所有权凭据，包括刚刚开始投资培育的森林。
这一偶然的历史事件，奠定了接下来八个世纪森林监管的基础。1279年，南宋向蒙古人投降之时，其官僚已为商业用材林建立起必要的制度框架。12世纪初，地主开始投资木材种植，其投资并未遭遇法律壁垒。李椿年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支持。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像对待农田一般对森林进行了调查、登记，并对其征税。虽然又过了250年，国家才正式承认森林作为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但李椿年的政策以税收作为交换，含蓄地承认了森林所有权。
赋予造林者土地所有权，这一简单的行为便足以解决宋朝的木材危机。林地所有者拥有了长期的土地权利，又受到木材价格长期上涨的激励，便在中国南方广泛大面积植树。于是，无论在景观上还是市场上，自然繁育的树木逐渐被人工种植的树木取代。这样一来，国家不必积极参与地方森林管理，便可满足其战略性木材需求。然而，虽然森林所有者务必登记，但森林税收仅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微不足道的很小部分，在土地税中所占百分比不超过个位数。几乎没有了木材短缺，直接税收又几近于无，于是中国的管理者不再强化森林管理，而是努力进行精简。如此一来，虽然森林制度中的政府记录极少，但所有权却广泛存在。这种基本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
虽然森林所有权是李椿年有生之年打造出的妥协产物，但它也反映了中国南方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状况。跟大部分地区是极其平坦的沉积平原的华北不同，中国南方群山环抱，河流湖泊纵横，由此形成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南方比北方暖湿，拥有多种多样的亚热带树木和竹类，天然水道和人工水道遍布。与北方易于沉积泥沙、洪水泛滥的河流形成鲜明对比，南方河流几乎是木筏漂流的理想之所。这些都是商业造林兴起的理想条件。
中国南方还有着独特的制度遗产，这是其高度多样化的环境与独立政权长期存在的产物。不同于以自耕农社会为主体的北方，南方长期以来都有着一套复杂的土地占有惯例，以及地主与佃户的多层结构。8世纪统治者初次允许耕地私下流转，正是为了解决南方土地占有的不规范行为。12世纪，宋朝南迁，使得南方人工培育的生物群落被圈占，包括森林、果园、池塘、渔场等。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后来的统治者对这些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它们便成了中国南方一个独有的特色。而在长江以北及其著名的三峡以西，国家一般并未用心去登记森林或池塘，也未对其征税。
即使是改革之后，也并非所有林地都是可以纳税的森林，亦并非都用来种植林木。很少有人会去登记那些商业价值低的林地，比如海拔高、距离远，或缺少允许木材漂流的航运水道的林地。因此，只要不涉及纠纷，许多林地便处于官方视野之外。可纳税的森林还有其他用途，包括种植竹子、燃料、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茶叶、染料及安置坟墓。然而，在南方的核心省份，大部分用材林都被国家登记在册，大多数登记过的森林也都用于木材种植。
因此，即使两者并不完全一致，我也将出于便利，以森林登记代表木材种植的扩张。为了追溯森林登记的扩张，我已编辑了地方志中的税收记录；地方志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文献，介于地方历史和地理著作之间。
[1]
这些地方志中的数据问题重重，经常一字不差地照搬早先的数据，或者进行了大量简化，抑或全然错误。
[2]
这些数据也再现了调查本身固有的问题。
它们虽有这些缺陷，却展现了森林登记的非凡图景，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森林管理模式，乃至一种全新的森林生物聚落形式的扩展。从12世纪中叶开始，森林登记和植树活动就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只有在自然或气候条件不适宜其主要树种生长的地方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