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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姬旦为周武王之弟，周成王的叔父，其事初载于《尚书》与《逸周书》等。 [3] 这些记载，多围绕两事展开：辅佐武王与辅佐成王。前者《尚书》少有说； [4] 《逸周书》中，则数有周公“开导”武王的记载。 [5] 开导的内容，乃尊天命，重彝伦，行仁政。可知记载所呈现的，是周公作为武王谋臣的形象。至于辅成王，两书的记载颇备，又以《尚书》为详。具体的内容，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成王幼少周公辅政的阶段，二是成王长、周公归政的阶段。
《尚书》与《逸周书》是古称的王官学。随着春秋末“家人言”的兴起，两书的内容，便下移民间；其后百家争鸣，这故事即远播为战国精英的公共知识之一种。 [6] 惟两书（尤其《尚书》）初传于儒家，周公的形象，便颇遭儒生的重构。 [7] 重构的大概，可见于汉初伏生《尚书大传》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等。 [8] 其中“辅武王”与“辅成王”，乃重构的重点。关于辅武王，《尚书》本文集中于两事。一是佐武王克商；二是克商后两年，武王有疾，几濒于死，周公祷先王神灵，祈以自代。后者（辅成王）《尚书》记载较备，儒生大体亦遵之。前者《尚书》未有多说。儒生便张皇幽眇，予以新构。其最重要的一则，是说牧野之战后，武王惶惶有未得天下之感，于是问辅臣何以处置殷之遗民。太公说爱屋及乌，反之亦然，故应严惩殷民。周公则主张施仁政，使殷民“各安其宅，各田其田”，视天下无私。 [9] 武王从周公议，天下大定。通过这一新构，周公忠君爱民的儒家贤辅形象，便树立了起来。
但在儒生的重构中，周公最大的功业，乃是辅成王，而非辅武王。重构的核心，则是周公的身份。今按《尚书》中，未有周公居摄践祚的记载， [10] 仅言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辅政。但按儒生的重构，所谓辅政，竟指周公摒成王于旁，自践天子位。 [11] 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云：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12]
按“践祚”《尚书》未载。“在强葆”，乃极言其小，以见周公践祚的必要；这也是《尚书》所未载的。 [13] 这一重构，当与荀子所传的“圣王”思想有关。盖按这思想，惟有圣人方有称王的资格。荀子整齐古代王谱，跻周公、孔子于圣王之列，便是这观念的表达（说见后）。 [14]
既践祚摄王位，周公摄政的细节，便须与其身份相当。这是儒生重构的另一部分重点。其中包括：
1.诛管蔡：克商后，为镇抚东方，武王封其弟管叔、蔡叔于商故地。武王崩，周公摄政践祚，管蔡不满，与商遗孽禄父为乱（所谓“三监之乱”），周公东征，诛管叔、禄父，放蔡叔，周室为安。 [15]
2.营雒邑：三监乱平，为稳定东方，周公于商故地相土作城，名之曰“雒”，使直属周王室，奠定周室之久安。 [16]
3.立制度，定礼乐：《尚书》“周官”“立政”中，有周公设官立制的内容，其言隐约。儒家又重构云：
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雒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17]
这一重构，乃是呼应周公的天子身份。盖按儒家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18]
4.致太平：据《尚书》已佚“归禾”与“嘉禾”篇， [19] 周公辅政，天下太平，唐叔封地出异禾，“异亩同颖”。儒家重构云：
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叶而生，同为一穗，其大盈车，长几充箱。民得而上诸成王，王召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抑天下其和为一乎？”果有越常（裳）氏重译而来。 [20]
是不仅出异禾，竟至于“来远人”，这也是《尚书》所未载。所谓“越裳氏”，据《大传》：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 [21]
这是呼应“圣王出、天地和、夷狄至”的儒家理想，也是周公圣王身份的应有之义，为《尚书》所未载。《大传》“周公辅幼主不矜功则萱荚生”“帝命周公践祚则朱草畅生”，皆为此观念的表达。 [22]
除上举诸事外，《尚书》又记载了周公的其他功业，如伐淮夷、建侯卫。儒生将之与上举的大事加以条贯，重构出一完整的圣王叙事：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 [23]
这叙事的次第，也是《尚书》未载的；事体的轻重，《尚书》也不执一。然则抑周公的臣子身份，加以天子色彩，把轻重不一的事件等量齐观，并呈现以时间次第，以见周公辅成王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行为，乃儒生的重构之功。重构的目的，则是把周公的形象，纳入“平乱世—定礼乐—致太平”的儒家圣王模式。
由于圣王身份的获得，周公归政后的大事，便也须重构。据《尚书·洛诰》，周公归政后，并未之国（鲁），而留于镐京，以臣位辅政，迄于死。 [24] 据《尚书·金縢》，周公死后，天大风雨，成王有“我国家礼亦宜之”之语。惟其言隐约，莫知其详。《尚书大传》则重构云：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庙，死欲聚骨于毕。”毕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 [25]
即周公欲以臣位终，天不许。成王体天心，以天子礼葬之。这便完成了周公生当一天子、死当一天子的儒家重构。
归纳前文，则知战国秦汉流传的关于周公的公共知识，大致有两个体系：《尚书》与《（逸）周书》等文本所记载的；儒家重构于两书的。两者呈现的周公，皆包括“武王辅”与“成王辅”两个形象，惟以“成王辅”为重。又前者呈现的周公，是政治家式的贤辅，儒生重构所呈现的，则是平乱世、定礼乐、致太平的圣王。
历史意识的增强，是战国以来智力生活的特点；引历史以主张、反对，或说服，乃各家普遍的做法。由于辩说的目的，是以术干时君，故周公之为“王辅”，便为各家所乐引。今综考战国至西汉中叶的文献，便知这一时期周公的形象，犹并呈“武王辅”与“成王辅”两个侧面。关于前者，兹举例如：
1.《墨子》历举古圣王皆有贤辅之例，言王者得天下，莫不有贤辅。所举武王之辅，为太公与周公。 [26]
2.《淮南子》称贤主之道，在于求己，求己得则贤辅自得。所举之例中，有武王以周公为辅。 [27]
3.《说苑》历举前史“贵德”的懿行，强调“贵德”之效。前引周公说武王施仁政于商遗民，为所举之一例。 [28]
则知先树“王者有辅”义，次举历史先例为说明，乃上引辩说的共有模式。周公辅武王，则为各家所举的先例之一。关于辅成王，可举例如：
1.《战国策》记春申君为楚相二十五年，专楚政。楚王病，太子衰弱，其门客朱英说以“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 [29]
2.《淮南子》称事无常道，宜与时屈伸，其例如周公事文王谦谦若愚，摄天子位威动天地，就臣位尽臣子礼。 [30]
3.《汉书》记元帝中，郑朋上书大将军萧望之，说以周公下士之义，文称“将军体周召之德，秉公绰之质，有卞庄之威”。 [31]
则知作为成王之辅，周公的形象有两种，一是践祚称王者，一是辅臣。前者多见于战国；时天下扰攘，人怀觊觎，故不讳言周公践祚。 [32] 后者多见于汉代皇权奠定之后，臣子践祚，为时所忌。 [33] 此意最可见于贾谊《新书》。按《新书》数言周公成王，皆目周公为辅臣，并尤重其礼贤下士的一面，无一语及“践祚”。如称“成王处襁褓之中朝诸侯周公用事”， [34] 是明言成王虽在襁褓犹为天子，未取儒生“践祚”之义。贾谊呈现的周公形象，当是西汉初中叶之前周公形象的共有模式。这一模式，至王莽中始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