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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文可知，“孔子见老子”是战国秦汉的公共知识，为当时的“私家言”所恒述。惟因立场、动机不同，各家话语亦有别。武帝之后，主“孔子为王”“孔子师老子”乃“王者有师”义之体现的经生之言，渐凌驾于诸家之上，并独尊为汉代的“王官学”；在被君臣执为对话修辞的同时，又于平帝中被演出为“王者尊师”的仪式，并于东汉初确立为朝仪之一种。这对于与“孔子见老子”相关的话语言说和视觉制作，必起到了社会学所称的框架效应（framing）。
但如开篇所说，《孔子见老子》画像的源头或初义，应从三个角度考求：1）画像的图像学内容；2）画像所在的图像志方案的整体结构；3）画像产生时代的制度与观念框架。本章的内容，乃仅就1）、3）而发，即在画像产生时代的制度与观念框架内，分析画像的图像学内容。至于其所在的图像志方案的整体结构，则如以下数章所讨论的：倘我们假设孝堂山祠—武梁祠派作坊传统的内部，原有一套意义连贯的祠堂设计方案（“作坊方案”），在实现于具体祠堂时，造祠者又依据当时的公共认知、个人知识、喜好或财力，对原方案作了程度不同的改易（“实现方案”），则综合今所知的“实现方案”的主题构成，便知“作坊方案”的语义结构，不仅尽合两汉之交以“则天—稽古”为中心的朝廷意识形态，也以主题间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为手段，精确定义了不同主题的语义功能。具体到《孔子见老子》，则由主题的互文关系看，它似与《周公辅成王》一道，共同构成一对与其他主题相呼应的二元概念：1）正统历史帝王谱系中的最后一环；2）“王者有师”与“王者有辅”义的视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