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古文的遗影

如前文所说，“孔子见老子”及其体现的“王者有师”义，原是服务朝廷意识形态与礼仪的；如韩婴说常山王、刘向说成帝尊师傅与光武明章自居圣王，便悉以此义为说。《孔子见老子》画像倘取义于此，画像的祖本，即亦当始作于朝廷；其见于鲁中南民间祠堂者，或是画稿流传所致。这一推论，既可由光武驻跸鲁城的经历、东汉诸王之集中分封于鲁中南地区，以及当地诸王陵寝的设计由朝廷主持来说明（见第七、第八章），亦可获证于画像自身的图像学因素。下以平阴画像的《孔子见老子》为例，略作一说明。

从风格与制作工艺判断，平阴画像当为“孝堂山祠—武梁祠派”作坊传统的作品。如前文所说，其可辨识的仲尼弟子，无论组成还是次序，都尽合《汉书·古今人表》。这在今存的祠墓画像中，可称是“独一”的。而最值得关注的，乃是以左丘明为仲尼弟子，并使居弟子之首 〔图1.10a-b〕 。这细节虽小，意义却大；盖它所体现的，乃是两汉之交朝廷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故可揭示画像的源头与初义。惟今言汉代艺术的学者，多未解其义。故不避辞繁，稍述斗争之原委。

汉代经学乃今所称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其中阐释的意义，即使不重于，也同于六艺之本文。孔子以来，群经传以口耳，而非竹帛，传至汉代，便歧而又歧，一经往往有数家阐释。武帝后立五经，所立与其说是“经”，毋宁是“阐释”，即择诸说之适于时者立为权威。这种权威化，乃一家学说由“私家言”晋为“王官学”的关键。今按群经中最显赫也最关汉朝廷意识形态的，是《春秋》经。《春秋》经的阐释，王莽前主要有两家，即公羊与穀梁。二者皆先后立于学官，其中又以公羊的势力为大。由于当时的群经皆以汉代隶书笔录于经生之口授，故后代称之为“今文”。《春秋》公羊家的阐释，乃诸今文中最显赫的经典，也是朝廷意识形态的基石。又据经学的说法，群经阐释皆始作于孔子，并始传于其及门弟子；如公穀两家，便都称“始传于子夏”。至西汉末年，刘向子刘歆于朝廷的故简堆中，发现了以战国文——时称“古文”——书写的《左氏春秋》，“大好之”，遂割裂其文，使附于《春秋》经下，并假称是《春秋》旧传。由于经传皆始传于仲尼弟子，对刘歆而言，左丘明亦必为仲尼弟子而后可，亦即晋荀崧引刘歆所说的：

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 ^[127]

则据刘歆说，左丘明不仅为仲尼弟子，竟又压子夏即公羊的祖师一头！又不止此：由于公穀之书，乃汉代对口传的隶写，左氏之书则成于“孔子当时”，故较之公穀，《左氏》又尤近于孔子真义。这个说法，是大异当时的公共认知的。盖刘歆以前，人或不知左丘明其人，或不知《左氏春秋》一书。即便知道，也不称为仲尼弟子，称其书为《春秋》之传。如以史迁之广博，《史记》亦仅云：

孔子明王道，……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128]

这话虽启人疑窦， ^[129] 乃至人称是刘歆之篡伪， ^[130] 但《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不在七十子之列，名其书曰“《左氏春秋》”，不称《左氏传》，是皎若白日的。不惟此，左丘明的名字，也未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31] 则知当时的公共认知如此，刘歆的说法，乃当时的异端之言。倘刘歆执以自娱，固然无害，但哀帝即位后，刘歆大用，竟请求哀帝立左氏于学官。这便不仅私为异说，聊以自娱了，而是断人利禄，并挑战当时朝廷的意识形态。今按《汉书·刘歆传》云：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儒者师丹为大司空……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 ^[132]

然则不“求出补吏”，刘歆竟不保头颅。这样今古文之争的第一局，便以古文的失败告终。

哀帝死后，平帝继位，王莽以大司马执政，篡意渐萌。这时刘歆的崇左氏，始有了现实的需要。盖王莽篡汉，是以“汉为尧后”“尧舜禅让”为说的。但“汉为尧后”说，当时仅见于《左氏春秋》， ^[133] 今文各家如公羊、穀梁等，咸不说此。无经传的权威，是说难立，故从王莽一面说，左氏亦必传《春秋》而后可。故王莽执政后，刘歆复大用；在王莽授意下，朝廷乃“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134] 。至平帝末，王莽又“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135] 。文之“古记”，便包括了《左氏春秋》。这样左丘明的身影，便第一次见于仲尼弟子的行列，并居众弟子之首了。

但古文——或作为其核心的左氏势力，当时似仅限于王莽与其支持者，远不如今文公羊之“四海弥天”。故王莽败后，东汉朝廷复今文，摈左氏。惟光武取大位，亦颇以“尧后”为号召， ^[136] 故私心亦好《左氏》。建武初年，在光武暗示下，博士陈元复建议立左氏为官学。朝廷遂分裂为两个阵营：主左氏者与反左氏者。前者虽有君主右袒，势力仍不如后者为大。其中今文的主将乃博士范升。他称武帝以来，汉帝悉不以左氏为传，以左丘明为仲尼弟子，今立左氏，乃非毁先帝，辱灭圣法。此外，他又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古文派的主将陈元则反驳云：

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 ^[137]

是师刘歆故伎，称左氏“亲受”孔子，公穀“口传”子夏，比长量短，优劣可知。而后又说：

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138]

“孤学少与”“为异家所覆冒”云云，指左氏虽王莽中立于学官，然天下罕有习者。至于今文的阻挠，陈元则极其言云：

（希望光武）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139]

即为争“丘明”为仲尼弟子，陈元竟不惜以头颅相赌。于此也知今文之盛，与古文之窘。但由于光武的右袒，“左氏终立”。一朝为哄！光武无奈，旋即“废之”。然则有君主之右袒，左氏仍不得立。今文的势力有如此！

光武之后，作为私人的明章两帝，亦颇好《左氏》。如永平中，明帝诏古文贾逵“叙明左氏大义”。贾逵暗揣上意，遂进言左氏之长，公穀之短。但由于朝廷今文家的反对，左氏仍不得立。 ^[140] 章帝建初中，立左氏之议复起，今文家又兴抵制，贾逵老羞成怒，遂语含杀机云：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 ^[141]

即谶纬外，主“汉尧后”“为火德”者，仅有左氏；今文各家如公穀等，悉不述此义；今不以左氏为传《春秋》，以左丘明为仲尼弟子，得非否认“汉火德”“为尧后”，否认今天子为合法吗？可知较之陈元，古文的态度又有激进：不自赌头颅，而必欲取对手的头颅。前举班固的《古今人表》，便作于古文以头颅争立的时期。执其内容与陈元、贾逵之自赌头颅或欲取人头颅的话比较，便知其体现的，乃古文困于一隅、妄逞一搏的极端立场。如《古今人表》列仲尼弟子次序云：

（第一等“上上／圣人”：仲尼）

第二等“上中／仁人”：左丘明、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第三等“上下／智人”：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 ^[142]

是不仅以左丘明为仲尼弟子，更跻于世所共称的七十子之首颜回之前。至于子夏，则因今文家有：

《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143]

故班固列左丘明于“上中”之首的同时，又退子夏于“上下”；使两者的地位，有一等之间。 ^[144] 这扬“古”贬“今”的立场，又见于《汉书·艺文志》。如《艺文志》之“春秋”类云：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左氏传》三十卷。

《公羊传》十一卷。

《穀梁传》十一卷。 ^[145]

《春秋古经》即左氏所传之经， ^[146] 列《春秋》家第一；《左氏传》则紧步其后，凌驾于公穀。 ^[147] 这一立场，乃是与陈元、贾逵的话相表里的。但尽管如此，今文仍坚不为动。章帝无奈之余，只有：

其令诸儒学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传，以扶明学教，网罗圣旨。 ^[148]

即鼓励“诸儒”兼习左氏。至于立官学，则无能为也。晚至东汉末年，即灵帝作太学石经的时代，通儒卢植复上书云：

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古文）。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149]

然则晚至东汉末年，由于今文的抵制，左氏仍未立于学官。 ^[150] 其后郑玄：

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151]

可知左氏作为《春秋》之传为一般读书人广泛读学，是在郑玄对今文发起系统的攻击之后。但这时汉朝已濒于崩溃，官学亦近于破产，儒生读书，已尚兼通，轻家法了。

由上文可知，今古文之争是两汉朝廷经学发展的最重要关目，贯穿于西汉末至整个东汉。其中最激烈也最关朝廷意识形态者，乃发生于两汉之交，即王莽至章帝中。这两次争斗，不仅是儒生争利禄，也关涉政权之合法。争斗的焦点，是左氏与《春秋》的关系，或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据今文公穀说，左氏不传《春秋》，左丘明亦非仲尼弟子。古文则反是。不仅此，为取得“传”的地位，古文又极端其言，必侪左丘明于七十子之首。但虽有统治者的支持，左氏亦仅短暂地立于王莽，此后至东汉末年，则始终为今文所“覆冒”。倘以此为背景，谛观前举平阴画像的内容，便知它体现的，乃是极端的古文立场，如1）以左丘明为仲尼弟子；2）必跻之于群弟子之首；3）退今文鼻祖游夏于（至少）第8名之外。这一立场，乃是有义于朝廷、无所取义于民间的。

从广义上说，平阴画像属于“孝堂山祠—武梁祠派”作坊传统；该传统的作品，盛见于王莽至东汉末的鲁中南地区。就狭义而言，它又属于以嘉祥武氏祠为代表的“武梁祠派”，流行的年代，约为东汉之中后期。但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平阴之例在其所属的流派中，似皆可谓“独一”。盖今存武梁祠派画像遗例中的仲尼弟子，虽或无榜题，或榜题模泐，然由可辨识者看，所据似多为流行的今文（以颜渊为首弟子），古文所主的“左丘明”，未见于弟子行。如嘉祥南齐山画像所见者 〔图1.11〕 。 ^[152] 这所代表的，乃汉代的流行类型。盖今文既为官学，利禄所诱，亦必为当时最普遍、最流行的知识。然则平阴的造祠者，又何以必主人所罕知，亦为官学所深斥的古文呢？不仅此，从风格及制作工艺看，平阴与南齐山画像乃属同一传统、同一作坊或竟至制作于同一班匠人，但为何一立异主古文，一从众主今文呢？这一问题，又可细化为：

1）是工匠有“古文”“今文”两套方案，供造祠者各取所需，还是仅一套方案，供造祠者以意改之？由于工匠属社会下层，多不识字；即便识字，也未必通经，不会懂得今古文之辨。故合理的答案为：工匠仅有一套方案。祠堂画像所以有差别，乃造祠者改易所致。那么

2）工匠的原始方案是作古文，还是作今文？由平阴画像的尺寸之小（宽仅135厘米，当为祠堂之后壁），可知造祠者亦属社会下层，或并不识字；即便识字，也未必通经；即便通经，亦未必有动机执极端的古文立场。故合理的答案为：原方案当作古文；造平阴祠者或不晓其义，故照单全收；造南齐山祠（长285米，较平阴祠大一倍有余）者或粗具经学知识，遂从原方案中，删去了人所罕知的左丘明，使画像呈现的仲尼弟子大体符合当时的公共认知。若此理通，那么

3）工匠的方案出自哪里？

顺着问题的线索，我们便可逼近画像的源头了：由于今古文之争乃两汉之交的庙堂之争，民间无所用其义；平阴之例所体现的立场，是两汉之交最极端的古文立场；故平阴画像——或其所属的“武梁祠派”作坊传统——的原设计方案，意者当剿袭于朝廷。从最宽泛的意义说，“武梁祠派”《孔子见老子》主题画像的赞助者（patrons），倘非右袒古文的君主如王莽、光武、明帝与章帝，便是诩赞其意识形态的廷臣如刘歆、班固或贾逵等。

虽然如此，以经义之“孔子师老聃”为主题的画像，亦未必始作于王莽或东汉初年；或武帝后即有制作，惟后来又据古文改作亦未可知（下章谈的“周公辅成王”亦如此）。今按考古所出孔子与弟子画像，当以刘贺墓衣镜为最早。画像设孔子（第一格，左）与弟子五名，依次为颜回（第一格，右；面对孔子者）、子赣（贡）（第二格，左）、子路（第二格，右）、子羽（第三格，左）与子夏（第三格，右）；即皆今文所主的显赫弟子 〔图1.12〕 。 ^[153] 虽然就母题构成而言，它与《孔子见老子》有重叠的地方，但从图像志看，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盖孔子与弟子画像，可定义为单纯的“翼经”之作；而以老子为师、孔子为弟子，则不仅非“翼经”之需，也易流为“翼经”的反面。故只有被赋予具体的、可拔擢孔子的图像学寓意，画像方于经学——或以经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为有义。由前引今文、古文、谶纬看，这个意义，便是两汉经学意识形态的“王者有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