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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所知的考古证据看，《孔子见老子》画像似初现于两汉之交或稍前，时经学独尊，百家息喙，“王者有师”义及作为其体现的“孔子师老聃”说，不仅为今文、古文、谶纬所共诵，亦制度化为朝廷的礼仪展演，对君臣的言语、行为、感受与想象，皆产生了框架效应。故画像的初义，当在此不在彼。惟执《史记》为说者，今犹大行，故试举所知，以辟其谬。
按《史记》虽成书于武帝末，但初藏于家，宣帝中，作者外孙杨恽始上于朝廷。惟《史记》记汉初诸帝，文不雅驯，以致后人指为“谤书”，故《史记》奏后，便深扃宫中，倘非司图籍或掌著作的官员，不得轻窥。至成帝中，宣帝子东平王以叔父之尊，请赐《史记》，或当时所称的《太史公书》。成帝以为体大，犹疑不能决，故集廷臣议之。时任大将军的王凤（即王莽诸父）奏云：
《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 [82]
即诸侯读《史记》，是易生乱萌的。宣帝闻奏，遂杜其请。然则以皇帝叔父之尊，犹不得观《史记》。这一禁令，并未随西汉的结束而弛。如建武初，河西窦融归顺，光武因窦氏出于西汉窦太后一支，特命抄出《史记》之“《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赐之，以为光宠。 [83] 然则至光武时，《史记》仍藏于中秘。倘民间易见，亦焉见赐书为光宠？至永平中，王景治河有功，明帝特命抄出《史记》之《河渠书》，赐王景为褒奖。 [84] 至建初中，章帝以《史记》繁重，不便阅读，遂诏杨终赴兰台，拜校书郎，删《史记》为十万言。 [85] 然则明章中，《史记》亦仍未流布。 [86] 而在此之前，以《孔子见老子》为主题的画像，固已广见于山东了。
但对《史记》的禁锢，禁流布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绝其思想。 [87] 盖元成尤其王莽以来，经学转为朝廷意识形态，《史记》则因作于西汉初年，颇杂黄老家言，故未尽合经义的尺度。其中最违剌的，恰是其孔老叙事中所体现的尊道贬儒的立场。故元成尤其王莽以来，《史记》便为朝廷大儒所深斥。其中最足为代表的，是扬雄与班固。盖作为王莽与东汉朝廷意识形态的构建者，或代言人，两人的态度，是最足体现当时观念之向背的。如《汉书》记扬雄作《法言》云：
（雄见）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迄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88]
则知扬雄作《法言》的目的，乃是正《史记》之谬于经者。或问何谓“谬于经”？今按王莽、扬雄的好友桓谭述扬雄之志云：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 [89]
则知在扬雄看来，《史记》之大谬，恰是尊老聃、退孔子。这一观点，亦为班固所执：
（《太史公书》）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90]
是班固亦以尊老聃、退孔子为《史记》之大谬。须指出的是，这一观点，原非扬雄或班固的个人私见，而是当时朝廷的意识形态。它的制度化体现，便是作为官史的《汉书》。如前文所说，《汉书·古今人表》中，孔子是晋为“上圣”、老子是退于“中上”的（不及“智人”）。晓谕此义，便可理解《孔子见老子》画像必不以《史记》为本事。
最后补充的是，巫鸿在其名著《武梁祠》中，称祠主武梁据《史记》本纪—列传的结构与内容，设计了其祠堂的画像方案。今按巫鸿所以作此说，或《武荣碑》之“（荣）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有以启之。惟此说不通处有五：1）《史记》汉代不甚传； [91] 2）《史记》汉代名“太史公”、“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不甚名《史记》； [92] 3）所谓“汉书”“史记”，汉代多指专记汉代历史的书籍与普通史书； [93] 4）武梁祠记录的历史（即巫鸿比附的“本纪”部分）之始于三皇，乃王莽后的新说；《史记》则始于五帝，为战国旧说；5）武梁祠的“列士列女忠臣孝子”主题（巫鸿比附的“列传”部分），乃元成尤其光武以来新出现的意识形态类别，为《史记》时代的观念所无，仅见于东汉撰作的各种汉史的列传分类。 [94] 然则巫鸿执《史记》为说，已不仅胶柱鼓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