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孔子见老子”是战国中叶以来所广传的故事，素为各家学说所称引。虽然文献有阙，然细披遗文，似至少有四家：1）战国儒家，2）道家—黄老，3）杂家，4）汉代经学。四者流行的时代不同，称引的目的有异；故事的含义，也各自有别。其中前三家流行于汉初以前，经学的版本，则广行于武帝后；《孔子见老子》画像，今所知者多见于东汉初之后。故从时代论，画像的含义，当在此不在彼。但仅此或不足息人之口，故略述四家之义，以见画像“本于经学”说为有据。
孔子见老子的故事， [9] 当以《礼记》所记的战国儒家说为近古。 [10] 今按《礼记》中，数有曾子问礼孔子的记载。 [11] 孔子悉答以“老聃云”，或“吾闻诸老聃曰”。如《礼记·曾子问》云：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 [12]
这问答的背后，必有一则“孔子问礼老子”的故事；其细节虽未详，但由《礼记》的用语看，故事中的孔子与老子，犹未被赋予学派色彩。由于据战国的说法，老子为周之“柱下史”，故“闻诸老聃”云云，必是强调儒家所传之礼乃周之“王官学”，非儒生私下构撰的“家人言”。这一话语，与《礼记》整体的话语结构也相符。 [13] 然则战国儒家之称引“孔子见老子”，动机当是推尊其礼的。
战国儒家外，孔子见老子的故事，也见称于道家与黄老。其见于《庄子》者，或为较早的一说。今按《庄子》记孔老遭逢，约有八处，皆散见于“外杂篇”。 [14] 兹举其典型的一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 [15]
尔后老子指天划地，教训孔子；孔子则恂恂受教，感佩之不足，又惊呼老子为“龙”。可知《庄子》或道家的叙述，与《礼记》是大异其趣的。如，1）设老子为主角，孔子为配角；2）孔老的身份，分别为儒门宗与道家鼻祖；3）孔老的关系，乃学与教关系；4）老子为智者，孔子为愚人；5）老子所教或孔子所学者，是“道”或保身的智慧，而非儒家之礼。这一叙事，必是战国百家争鸣中道家一方贬低儒家的修辞。
今按《庄子》或道家的立场，汉初颇为朝廷所执。盖当时以黄老为治术，儒家的学说，自为所轻。如孔子之书，窦太后称为“司空城旦书”，其卑可想。 [16] 朝廷的读书人，也至多以孔子为古之一贤。如刘歆称汉初诸臣，贾谊最醇儒， [17] 然谊作《过秦论》，却孔子、墨翟并举， [18] 余则可知。这一态度，也体现于《史记》所述的“孔子见老子”。如《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适周问礼老子云：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19]
又同书《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20]
可知据《史记》的说法，孔子适周，目的是问礼，即同于战国儒家，异于《庄子》。老子却径绝其问，反教以保身的智慧，是又异于儒家，同于《庄子》。意者《史记》所述的孔子见老子，当是杂合儒家、道家之说而成的；所取的立场，则一同《庄子》，如1）以儒道定义孔老；2）设二者为学—教关系；3）以老子为智者，孔子为愚人。 [21] 惟这说法所体现的，已不仅是儒道两家的学派之争，而是汉初朝廷的官方立场。 [22]
除儒家、道家外，孔子见老子的故事，也见称于战国秦汉的杂家。按杂家的代表乃《吕氏春秋》。是书由吕不韦主持撰写，时吕为秦宰相，也是秦王嬴政尊为“仲父”者。为说服年轻的嬴政服膺其义，从其教诲，吕不韦从古代名王显士中，各取例若干，以证明凡古今成大业者，莫不“有师”，或“尊师”。其名王之例，吕氏说当本于下引《荀子》“大略”：
故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 [23]
则据《荀子》说，尊师乃君主成圣王的前提。这一说法，吕氏又做了系统发挥。如《吕氏春秋》“尊师篇”云：
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仲。此十圣人六贤，未有不尊师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所以绝，三代所以灭。 [24]
这个意思，吕氏在“当染篇”又强调云：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25]
则知《荀子》言尊师，不过粗举尧舜禹，吕氏则上包五帝，中举三王，下至五霸，即凡秦之前立有功业的君主，皆统揽而尽，务使构成一“王者尊师”的系统谱系。这样“偶然”的历史事件，便被呈现为“必然”的历史规律了。至于“显士”的典型，吕氏所举者乃孔墨：
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 [26]
言士举孔墨，乃由于在战国的话语中，儒墨最为显学；作为二家鼻祖的孔子与墨翟，最称显士。这便把“有师—功业”的因果，由王霸推及士人了。战国所广传的“孔子见老子”故事，也因此被举为这因果律的体现。
今执吕氏之说，与前举儒家、道家—黄老的比较，便知故事虽一，话语则有异。这一差别，乃目的不同所致。盖儒家的目的，是推尊其礼；其设老子为王官学的代表，孔子为士人的代表，固是为强调儒家之礼于王官学为有据；至于孔老个人的高下，则非所意也。道家的目的，是尊道家，贬儒家；宜乎以道家的鼻祖老子为智者，儒门的宗师孔子为愚人。至于杂家如吕氏，目的是干时君，售其术，故其为君主所设的自我投射之目标——孔子，便高于它为臣下所设的投射目标——老子。这样经吕览的改造后，孔子便晋为主角，老子退为配角了。二者为朝廷君臣的政治表演，分别提供了自我投射的对象。这一有别于儒家、道家的话语，在下述的经学叙事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除上举三家外，“孔子见老子”故事，也见称于秦汉间的经学。但话语或立场，则又有不同。概括地说，这不同主要有两点：1）以孔子为“王”，不以之为“士”；2）以孔子见老子为“王者有师”义的呈现。随着武帝独尊经学，百家息喙，经学所主的话语，便凌驾于前举的三家之上，一家独大为朝廷所尊的“王官学”，或今所称的意识形态。下粗举所知，试就其说作一归纳。
经学所述的“孔子见老子”故事，本于杂家之吕览，惟有重大重构。由今存的遗献看，重构或完成于武帝前；重构后的内容，则为武帝后至东汉的经学所悉遵。如景帝中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云：
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填，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 [27]
则知其说虽本于杂家，但有重大的差异。如：1）将孔子定义为“王”，而非前引三家所定义的“士”；2）孔子所在的王者谱系，不包括杂家的五霸与战国之王，仅有五帝、三王、周武王、周公与孔子；3）晋孔子为主角，退老子为配角。这重构所体现的，并非韩婴一人的私见，而是经学的普遍立场。下就三者略作一说明。
今按经学所以必尊孔子为王，乃是与其历史哲学有关的。盖按经学的理论，天以五行为原则，历史以五德为次序，故凡崛起称王者，皆须据五德之一德。但经验的历史有差错，未能悉遵天意的模式。故揆诸往古，便有无德而崛起者，也有有德无位者。前者如秦王嬴政，后者如孔子。为尊天道，贬暴君，经学之“王”，便仅加予应德者，或行当一德者。具体到孔子，云何“有德无位”？司马迁引经生壶遂云：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仪，当一王之法。 [28]
《春秋》当一王法，制法的孔子，就必然是“王”了，此即钱穆所总结的：
孔子《春秋》，应该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创制立法，定为一朝王官之学者有同类平等的地位，而不该下与墨翟、老聃那许多仅属社会的私家言者为伍。 [29]
这样执经学的标准，重构过去的经验，往古的历史之王，便作以下形态： [30]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刘邦）。这便是当时经学所主的王者谱系，或以“王”者为索引的正统历史。其中孔子称“王”，并不是就经验历史，而是就天意历史说的。 [31]
经学晋孔子的反面，是退老子。这一趋势，乃始于《吕氏春秋》，如其中所述的老子，便只是“师”的一符号；老子的身份与所教之内容，则皆被抽掉了。但吕不韦是现实政治中人，原不在意学派之短长；其所谓“孔子师老子”，不过君臣对话的修辞而已。经学则是一套观念体系，并崛起于与老子所代表的道家—黄老的较力与冲突，在树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又获得了任何意识形态所必有的排他性特点。故经学之退老子，便不仅甚于吕氏，也甚于“王者师”所当退的程度。虽因叙事体例的限制，前引《韩诗外传》仅设老子为配角，未进一步显斥，但汉代经说中，原多显斥老子之语。其最制度化的一则，是东汉班固的《古今人表》：其中孔子与三皇、五帝、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一道，列于“上上”（“圣人”），三皇至周公之“师”，则列为“上中”（“仁人”），惟独孔子之“师”——老子——被黜于“中上”，不仅与孔子有三等之间， [32] 乃至不及班固所黜的仲尼弟子如子游、子夏等（列“上下”，即“智人”类）。 [33] 清钱大昕盛赞班表，云有功名教，所举的例证，便是晋孔子于上圣，退老子于中等。 [34] 惟此晋退，亦殊非班固一人的“卓识”，而是经学的普遍主张。总之，经学称述的“孔子师老子”，本意并非尊老子，而是尊孔子。其中孔子乃广开斯聪的圣王，老子不过有一言之教者。这“王者”与“师”的高下模式，不独体现于孔子与老子，也体现于所有的“圣王”与其“师”， [35] 惟因儒道冲突的历史仇怨，老子尤遭退黜而已。
除上举的三种差异外，经义称述的“孔子师老子”，或它所体现的“王者有师”义，与《荀子》或吕览的也还有一重大不同。盖后者针对的乃偶然的经验；尽管五帝以来的经验，吕氏也颇加条贯，务使有“规律”之外观，但这规律仍是经验的，或由经验归纳而得的。经学的“王者有师”义则不同：它并不针对偶然的经验，而是针对必然的原则——或天意的原则；至于经验——如孔子师老聃，只是本体原则的现象显现而已。换句话说，后者所求的，只是经验的系统性，前者则是一套历史哲学：与“则天”“稽古”“谨祭祀”“服远人”一样，“有师”乃王者的必有之义。晓谕此义，始可理解“王者有师”义——或作为其体现的“孔子师老子”说——对汉君臣之言语、行为、礼仪、制度乃至包括绘画在内的物质制作所起到的框架效应。
武帝黜百家、尊儒术后，经学便由儒生的“家人言”，或窦太后所斥的“司空城旦书”，跃迁为朝廷的意识形态。虽然如此，经学作为一种阐释传统，最初是民间所形成的，其对经文的阐释，往往有不同的派别（汉代称“家”或“家法”）；树为官学后，又应政治之需，转多分歧。故就经义的核心说，各家固无歧义，但在具体经义的阐释上，持说又往往不同。“孔子师老子”也如此。具体地说，对于“王者有师”义及“孔子见老子”乃此义之体现，各家并无异辞；但在具体细节上，似有重大的分歧。下仅述其同，以见“孔子见老子”乃汉代王官学的重要一款。至于其异，容下文述之。
汉代经学以后世所称的“今文”为大宗。今文虽派别多家，但共述“王者有师”及“孔子师老子”义，却无有差别。如前引的《韩诗外传》，即出于今文韩诗。今文他家的引述，可举刘向《新序》之“杂事五”：
（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铰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周公学乎太公，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世。《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之谓也。 [36]
持与《外传》比较，则知“师”名虽微异，但帝王谱系的组成、“王者有师”义，以及作为其体现的“孔子师老聃”说，则无不同。 [37] 今按刘向宗今文鲁诗，与韩诗为“隔教”。西汉经生重家法，不轻引别说；刘向竟引之，足见此义是今文各家所共诵的。 [38]
刘向之外，今文对此义的阐释，也隐见于《礼记》之注。按汉初礼经不显；礼立博士，已晚至宣帝中；作为礼经之记的《礼记》，至成帝中方由戴圣辑录成书；哀平之际，朝廷始为置博士，立官学。 [39] 但由前引《韩诗外传·新序》可知，“孔子师老聃”义，这时已哄传天下了。故汉代所传的礼经遗说，便颇受此义之“污染”。如郑玄《礼记》“孔子问礼老聃”之注云：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 [40]
今按《史记》虽曰老子高寿， [41] 然仅称老聃为“古寿考者”，隐其“藏室之史”或“道家鼻祖”的身份，则非《史记》，亦非战国所传《礼记》的本义。故郑玄之注，或是汉代经义的一特说。此意的旁证，也见于许慎《说文解字》之释“聃”：
聃，耳曼也。 [42]
“耳曼”即耳长，汉代称为老寿之征。则知郑注的意思，也见称于许慎。又《论衡·气寿》转述汉代经说，称太平世多祥瑞，人瑞亦为其一，如尧过百、舜过百、周公过百等。至于老聃，则称：
传称老聃二百余岁。 [43]
按“传”指汉代经传，或经说。然则强调老聃之寿考，虚其“柱下史”或其“道家鼻祖”的身份，乃汉代经学的一特义，不仅郑玄如此。这一特义，当是受“王者师”谱系重构的结果。盖经义所称述的“王者师”，皆年高寿长者，如绿图、赤松子、太公望等。 [44] 然则由郑玄注而上窥，似《礼记·曾子问》“孔子问礼老聃”一事，汉代是颇遭今文“王者有师”义之重构的。战国儒家所传的通礼的老子，亦因此转为“王者师”的空洞符号。
今文之后，“孔子师老子”义也称述于古文。按古文兴起于汉末哀平中，其对经义的阐释，虽颇异今文，乃至成水火（说见下），但对今文“王者有师”义及作为其体现的“孔子师老聃”说，则无间言。如古文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云：
（上中仁人）炎帝师悉诸。
（上中仁人）黄帝师封钜、大填、大山稽。
（上中仁人）颛顼师大款、柏夷亮父、绿图。
（上中仁人）帝喾师赤松子、柏招。
（上中仁人）尧师尹寿。 [45]
……
则知古文的王谱虽异今文，师的名字也微异，但共诵“王者有师”说，则无差别。惟一有异的，是举老子不标注为“孔子师”。这一点，似既与班表的体例有关，也与老子的身份不纯一有关。盖班表举帝师，原不尽注其身份，如武丁师甘盘，文王师鬻熊、散宜生等，便空无所注；老子不标注为“孔子师”，亦或这体例的体现。至于老子的身份，则据战国以来的说法，乃主要为道家鼻祖，班表列之中上，即是以此。其为孔子之师，用今天的话讲，只是“跑龙套”而已，原不足定义其身份。虽然如此，班表又列其名于南宫敬叔与剡子之后。今按南宫适（敬叔）据前引《史记》说，乃与孔子俱适周问礼老子者；剡子据古文左氏，亦为孔子之师。 [46] 班表列老子于二人后，用意固不难知：一在于说明孔子曾师老子，二在于说明古文所主的孔子师（剡子），是高于今文所主的孔子之师的（老子）。 [47]
班固之后，古文派称引“王者有师”与“孔子师老聃”义者，又可举王符。按王符《潜夫论》云：
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 [48]
可知师名虽异，然共诵“王者有师”与“孔子师老聃”说，亦无不同。又“故志”之“志”，汉代指流传的经传。今按王符的学宗，《后汉书》虽言之甚简，然其好友马融、张衡、崔瑗等， [49] 皆当时古文的硕魁。人以群分，王符想无不同。
今古文外，“王者有师”义与“孔子师老聃”说，也见称于哀平间兴起的谶纬。如《论语谶》云：
黄帝师力牧，帝颛顼师簶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 [50]
按谶纬多神怪，后儒斥为“不经”。汉代则不仅“经”，乃至是朝廷意识形态的基础。 [51] 由上引《论语谶》看，其主“王者有师”义与作为其体现的“孔子师老聃”说，亦无异今文与古文。 [52]
今按武帝立五经后，经义渐成为汉代的“宪法”；故经义阐释的分歧，便轻可造成政治之紊乱，重则动摇统治的合法。故分歧累积到一定程度，君主便往往会同群儒，与共定经义之歧。此即今所称的“权威化”（cannonization），或统一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事件。如东汉建初中，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整齐诸家经义之有歧者。临至“王者有师”义，因各家无异辞，章帝遂重申其义，并著为朝宪云：
（王者）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帝颛顼师簶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 [53]
这便以“朝廷宪章”的形式，将“王者有师”义及作为其体现的“孔子师老聃”说，著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