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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作品系列写序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回顾”的时刻。从2000年开始写作《尘几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回顾中，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视角的改变，有一些东西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个作品系列，目前收入我2000年到2016年之间写的四部书：《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这些书，在主题和结构方式上，各有不同的侧重。在我眼里，一本学术论著的写作，不仅仅是收集材料、列举例证，把得出的结论写下来，也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化思考的方式。写作一本书的过程，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是思想得以成熟和实现的渠道。
《尘几录》从一个作者也是一位经典诗人的个案出发，讨论“抄本/写本文化”的特点，和它对文学史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巨大影响。相对于在书籍文化和出版文化研究里受到很多重视的印刷文化，这本书呼吁我们注意在抄本文化时代文本传播的特质，对中国写本文化研究与中世纪欧洲写本文化研究做出理论性的联系，提出“新式语文学或曰新考证派”的理念，指出被重新定义了范畴和意义的考证可以为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一场革命”。古今中外对写本的研究相当普遍，不过，以“手抄本文化”为题的《尘几录》，却大概是最早归纳“抄本文化”的抽象性质，并就它对作家形象、作品阐释和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做出探讨的专著。虽然以陶渊明和陶集为中心，但是“写本文化”的意义是超越了个案的，它深深影响到经典的建构和解读。这些想法，在我后来的论著里陆续有所阐发。至于我对陶诗的赏爱，对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陶渊明却拥有多个陶渊明的强调，知音读者自能体会和领悟。如果不能，则也无庸再多做解释，就好比任何幽默，一旦需费唇舌进行分解，也就索然无味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写《尘几录》的时候，在中国文学研究里还极少有人使用“抄本文化”这一词语，如今，对写本文化和文本流动性的研究和讨论在海内外比比皆是，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让人欣慰。有辩论，就说明存在着多元性；有不同意见，就说明存在着不同选择，这从哪个方面看起来都是好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工作，是对上古写本文化、中古写本文化，还有宋元以降印刷与写本的互动，做出更细致深入的区别对待，对“异文”的概念和处理，发展出更敏感、更富有层次感的意识。
《神游》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两大分水岭时代的勾勒和比较，同时，也集中讨论了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观看，如何不仅受到观看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的限制，而且受到语言——修辞手段、模式和意象——的中介。这里的张力，在观看者不仅遭遇异域，更遭遇到陌生异质文化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这本书把六朝和晚清合在一部书里来写，希望超越对时代、文类和文体做出的孤岛式分隔，看到它们相似中的不似、不似中的可比，一方面细致深入地处理具体的时代和文本，另一方面庶可做出全景式综观。对这本书，曾有论者以为我想做的是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但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描述。如我在此书前言中所说，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通常被不同学科领域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把这些文本还原到它们产生的语境中——在那个语境里，并不存在现代学科领域的分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一个历史时代所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共有的文化关怀。
《神游》一书的引言写道：“在高等院校，在学术领域，古典和现代的分野常以各种机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知识的专门化带来的好处是深与精；另一方面，它也造成学问、智识上的隔阂与孤立，妨碍学者对一个漫长的、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进行检视。当古典无法与现代交流，古典学者的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与时代相关性受到限制；当现代无法与古典通气，现代学者也不能深刻地理解和分析现当代中国。”这种希望贯通古今的理念，也体现在《赤壁之戟》一书中。《赤壁之戟》在时间跨度上和《神游》有相似之处，但是关注的问题性质不同，而且从建安时代一直写到当代大众文化，包括影视作品和网络同人文学。这部书在微观上试图重新解读某些文本，在宏观上则企图探讨某些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现象。“建安”与“三国”在历史时间上本来二而为一，后来却一分为二，二者作为文学和文化史现象，从它们各自的起源，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检视一千余年以来这一传承与再造的过程，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我身为现代人，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当下的文化感到的责任。
《烽火与流星》一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7年。它集中讨论一个王朝也就是公元六世纪前半叶的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被书评称为“西方语言里第一部聚焦于六朝之中一个特定时代的著作”。这本书的正式写作虽说是从2003年开始的，但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期间，南朝就是一个让我感到强烈兴趣的时代，并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题目：直觉上，我感到它既是中国文化传统可以清楚辨识的一部分，又具有一些新颖的、异质的、和宋元明清一路传递下来的中国大相径庭的因素。它健旺、自信，充满了蓬勃旺盛的创造力与热情奔放的想象力，它也是一个最易受到贬斥与误解的时代；初唐史家对南朝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论断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一直重复了一千余年。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看到一些观念是如何生成的，并因为了解这些观念的生成过程，意识到很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理念并不是“自然的存在”和“历史的事实”，而是出于人为的挤压与建构，出于各种服务于王朝意识形态或者纠结于当代文化政治的偏见，出于思想的懒惰或天真。
《尘几录》和《烽火与流星》都曾被视为“解构”之作。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我曾谈到“解构”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面常被混用和滥用的情况。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本是一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有具体切实的所指；但在中文语境里，它却往往被错误地和“破坏、消除”（destruction）等同起来。展示一台机器的内在结构和它的组装过程是破坏和消除吗？如果是，那么唯一被破坏和消除的，只是这台机器原本“浑然天成”的迷思而已。
给人最大收获的研究，应该是带来的问题比提供的答案更多的研究，因为它不是自足自闭的，而是予人启发和灵感，给同行者和后来者打开一片新天地。它不是为一座孤零零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而是旨在改变现状，继往开来。对于一个现象，从简单的接受变为复杂的认知，慧心者会在其中看到更加丰富无限的可能。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强大的历史想象力：不是像小说家那样天马行空的虚构想象，而是认识与感知和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能力。我希望能够和考古学家一样，照亮沉睡在幽暗古墓里的奇珍异宝，使人们能够重新听到一个时代的声音。而《烽火》中最早完成的，就是关于烛火与“观照诗学”的章节。
一般来说，一个年轻学者的第一本书总是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我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在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暂时转移视线，和论文产生一点时间的距离，多一些积累和沉淀，是一桩好事。但是，积累和沉淀未始不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我目前写作的书，可以说是《烽火》的续篇，一方面回望刘宋与萧齐，一方面向前推进到隋代的宫廷政治与文学文化。这一项研究，与这些年来在专著之外陆续写作的论文，无不是对早期中古文学的继续探索和发现，构成一个带有内在连贯性的整体，借以实现我在博士论文开题前曾经一度想要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心愿。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我所撰写的“东晋—初唐”章节，由于出版社对篇幅的严格限制，和尊重主编对预期读者的设定，既可以说属于不同的文体（譬如五言绝句与长篇歌行的区别），也可说是“壁画的初稿”。
编辑工作至为重要，而编辑在幕后的辛勤劳动，又很少得到应有的光荣。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的冯金红编辑对这一作品系列的支持，尤其感谢这几部书的责任编辑钟韵和她的同事宋林鞠细心与耐心的编校。也衷心感谢刘晨、寇陆、张元昕三位译者，特别是在疫情肆虐的时日翻译了《赤壁》全书、对书中“瘟疫与诗歌”章节深有感触的元昕。书中的任何错误，都是作者的责任。
我也想借着这几本书从英文到中文的“回家”的机会，向我在汉语学术界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致意：不仅为这些年来学术上的交流，更是为了超越时间与空间、年龄与性别的友谊。从北京到南京，从苏州到上海，从香港到台北，许多次畅谈与酣饮，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
这些年来，很多读者，无论是青年学子、出版界人士，还是学术圈外的文学爱好者，都曾给我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包括在国内演讲时直接的互动，或者写来电子邮件。因为学术研究、行政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繁忙紧张，我不能做到一一回复，但是我的内心充满感激。无论洞见还是偏见，这些书里的见解都是我自己的，代表了我在不同阶段的阅读、探究与思考所得；精彩纷呈的文本，带给我无限乐趣，如果我能通过这些文字和读者分享万一，就足以令我感到欣慰了。
田晓菲
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