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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场的第一年，思乡情浓，真是家书抵万金。读家信，写家信，成为知青们的精神寄托。
我收到的家信，大多是阿爸和大哥安平执笔。阿爸的信不失“正统”，比如过好劳动关，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但是也不乏一些生活细节的叮嘱。大哥安平的信里有许多当下的北京故事，比如夏天下了一场鸡蛋大的冰雹，很多人被砸伤，还砸坏了不少老北京的瓦房；比如，北京扒城墙修地铁，拆西直门城楼时，发现箭楼里面竟包填着一座完整的元代瓮城。读着信，仿佛回到北京，周六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个15瓦电灯下一起吃晚饭，这是我最温暖的记忆。
那时候，我最期盼的，还是每周一封来自延安的航空信。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我到学校，看到传达室放信的玻璃隔里，有一封落款丰盛中学顾元的来信。顾元是和我同龄的女生，我们在少年之家的美术组一起学画，从初中到高中，到“文革”搞运动，一直很谈得来。在信里她告诉我，已经被分配去陕西延安插队，希望走之前能和我见上一面。我马上骑车就往她家赶。
见面没说几句话，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青梅竹马好几年了，真的要分手了，才突然知道彼此的感情是什么分量，多年的友情原来不知不觉升华成为爱。
我们彼此没有说出那三个字。她只是期盼地对我说：安定，以后你攒了钱，到延安来看我吧。
这句话，让我感到背后的分量。我几乎想都没有想，就对她说：放心，我一定会去延安看你。就这么一句平平常常的话，竟胜过情人之间的海誓山盟，被我们整整恪守了八年，更成为一生承诺。今天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随后几天，我忙着帮元收拾行李，把一个木头书架改成双开门的柜子。顾伯伯、顾伯母，还有两个弟弟顾亮、顾均也把我接纳为家庭的一员。
一个星期之后，我把元送上奔赴延安的火车。从此一别多年，彼此远隔千山万水，靠着路上要走十多天的书信维系着两颗心。直到1976年8月，我们结为夫妻。那是后话了。
那几年，大学停止招生，就业岗位短缺。城市如何安置滞留多年的数百万中学毕业生几乎无解。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憧憬，把他们送到乡村和边疆，如同开闸放洪，堪称解困妙招。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近乎赤贫，人均土地和口粮非常紧缺，大量知青下乡，会给农民和知青家庭背上多么沉重的包袱，似乎就顾不上了。
收到元的每一封信，都让我揪心。她插队的延安河庄坪公社，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粮食收成很低，农民常年吃糠咽菜。从北京来了十多个大男大女，明摆着要挤占当地农民的口粮。延安不愧是革命圣地，农民尽力善待了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娃。
知青们辛辛苦苦地干下一年，粮食收成就在山顶、地头和社员一样按照工分分配。女生挣的工分少，分到的谷子（小米）、荞麦、玉米棒子，原粮也只不过二百斤。太阳落山，元和女同学们，扛上麻袋，摸黑一脚高一脚低地沿着羊肠小路背回半山腰的窑洞。口粮还不够吃半年，没有分到一分钱现金，许多知青要靠家里父母寄钱买粮食，更不要说回家探亲的车票钱。一般城里的普通家庭只要有儿女在外插队，经济负担都不堪其苦。
相比之下，陇川农场有广袤的土地，自然条件好。我们劳动和生活再苦再累，光是能够放开肚子吃饱饭，在全国大多数知青中就属于幸运的特例。
入冬时节，香茅草的榨季开始了，我被调去香料厂做出料工。三层楼的拉线香料厂，是边境上的一个地标。楼后面是一个池塘，再过去就是界碑了。楼里面包着一座蒸馏塔。收割下来的香茅草，从各生产队用牛车或者手扶拖拉机拉过来，再用机器切碎，被传送带送进三楼蒸馏塔顶，用滚轮往下压实。旁边锅炉房送来滚烫的蒸汽往上吹，香茅叶里的油脂被蒸馏出来，流进一个个大瓶子里，这就是日化工业的原料香茅精油。
一楼蒸馏塔的底部有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口。按下电钮，蒸馏过的废料就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两个出料工用钉耙把废料扒进铁车里夯实，然后飞快地推着车，把废料倒在堆场。
一开始还算轻松，我和另一个出料工，当地农中毕业的小陈还能聊天。但是几天过去，堆场上的废渣已经堆成小山了，后面的废料，就要压着松软的废渣，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到坡顶，往返时间大大增加。转身赶回去，出料口已经堆积得快要爆炸了。我们从下午3点开工，一直要不停歇地干到半夜。等到发电机房的轰鸣停下来，周边突然万籁寂静，身子软得一丝力气都没有了。跟机器一块儿干对手活儿，那真不是玩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