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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挤在窗前。按照我们家多年的规矩，出门，家人是不送行的。当天中午，在北京六十二中教书的母亲从学校提早赶回家，给我炒了一盘要放很多胡椒粉的蒜烧鳝鱼，那滋味终生难忘。后来我一生走遍大江南北，在饭馆里见鳝鱼就点，但是再也没有找到那种“妈妈的味道”。那天，大哥安平和弟弟安宁都回不来，我和姆妈两个人默默地吃了午饭。饭后，姆妈赶回学校上班，我打了一辆每公里两毛钱的三轮摩托出租车，拉上一个装着我今后生活全部家当的箱子，一个人去了火车站。
我去云南插队前夕的全家福
火车开始移动。突然间，越过同学们的肩膀，我看见站台上的人群中站着一位老人，目光有些木然，右手机械地挥着一本小红书——当时全国人民的一种标准动作。是父亲，是父亲。我一下子扑到窗口，大叫：“阿爸！阿爸！”不知什么时候，他一个人赶来北京站的——当时他还在单位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阿爸的目光急切地沿着眼前划过的车窗寻找着。终于，他看见了我，眼睛一亮，紧紧抿着的嘴角露出温暖的笑容。月台已沉浸在一片高分贝的哭喊中，他只是举手无言地挥着小红书。随后，火车加起速来，父亲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我们始终没能说上一句话。
想不到，这就是我们父子俩所见到的最后一面，三十秒钟，生离死别！这无言的一幕，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满载离别之情的火车走走停停，足足开了四天四夜，最后在云南楚雄州一个叫“一平浪”的小站停下来。分配在滇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农场的一千多名北京知青，在这里换上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晓行夜宿地沿着曲折惊险的滇缅公路开了七天。
不见首尾的车队时而跃到雪线之上的高黎贡雪山，时而下到猴子在芭蕉树上跳跃的澜沧江谷底。路好像没有尽头。
途中到达一个叫作保山的古老县城，前面就是在抗日战争时，中日军队浴血争夺的澜沧江大桥。队伍中突然传出消息，说再往前就是蛮荒之地，麻风病横行。女孩子和年纪小的同学，开始想家想妈妈，哭着闹着，再也不肯上车往前走。
我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北京已是万里之遥，没有了户籍，再也不是北京人，没有了粮食、副食、棉布的定量供应，断绝了回头路，经过了三天的整顿，车队继续前行。
5月30日，我和来自北京西城区的302名初高中同学一起，到达位于中国地图上最西南端中缅边境的陇川农场，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能到云南农场，是我主动争取来的。看过作家艾芜的《南行记》，我对云南的风土人情怀有一种神秘的、美好的向往。尽管云南地处边陲，古代是“烟瘴之地”，意为充军发配距离最遥远的地方。按明清刑犯发配制度：附近，两千里；近边，两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及烟瘴，俱四千里。烟瘴，潮湿闷热腐木蒸腾生成的乌烟瘴气，各种莫名疾病的侵袭令人胆寒。中缅边境的野人山谷，在抗日战争中曾让一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近乎全军覆没。
插队知者青所住的小茅屋
能够分到一个建在坝子里设施基本完善的老农场，而不是在大山深处白手起家，我们这伙知青还真算有福分。坐着手扶拖拉机到达拉线分场第三生产队时，天已经黑尽，我们睡进老工人临时为北京知青搭起的新房里。
眼前的一切都是竹子做的。大龙竹在陇川坝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新房的柱子是碗口粗的竹子，门和墙壁是用竹片编的，桌子、凳子和床架直接用竹子揳在红土地上，床板是用劈开的竹筒压平的，睡上去嘎吱嘎吱响。
吹熄床头的小油灯，四周陷入一片漆黑寂静，屋顶匆忙铺上去的苇叶，露着一道道的缝隙，躺在床上，直接可以看到黑暗的天空中布满繁星。蓦然觉得，北京已是万里之遥，刚离开时总觉得和出去大串联一样，过几天就能回家，睡在茅屋里，才明白了铁一样的事实：也许数年不能见到家人，甚至一辈子都要扎根在这片遥远陌生的地方。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人，一股绝望顿时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