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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怀我的时候，正逢解放军围攻大上海。
上海是不是炮火连天？我问过当时已经13岁的哥哥安平。从出世就历经战乱的他，对这次历史更迭的记忆却很淡漠。他说，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决定了人心的向背，被共产党取代已是大势所趋。炮声在很远的郊区闷雷一样隆隆地响着，市面如故。该跑的早就跑了，留下来的上海市民，貌似平静地过着他们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清晨开门，街上已是穿着黄布军装、打着绑腿带的解放军列队走过。在上海，既没有激烈的巷战，也没有欢腾的入城仪式，世道更迭得异乎寻常地平静。
安平回忆说，5月25日一早，刚刚开始播音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播放歌剧《卡门》第一幕《士兵换防》乐曲，滚动播放上海解放的消息。
我的父亲甚至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是一个倾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从半个世纪的动荡和战火中走来，父母都以为中国能从此安定下来。于是，我被取名“安定”。谁料想，更猛烈的疾风暴雨被留在了往后的日子里。
军管会接管了上海，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主管外汇业务。他兢兢业业而又廉洁奉公，在随后疾风暴雨式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成为中国银行“三理”（经理、副理、襄理）级别中唯一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留用人员。
因为生活在上海，我们兄弟习惯地称父母为“阿爸”和“姆妈”。
我一周岁时在上海与爷爷的合影
1953年，父亲调去筹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全家搬到有着城墙、护城河和城门楼子的北京。胡同里吱吱扭扭走着送甜水的驴车，天上飞着带着嘤嘤哨音的鸽群。
从童年到少年，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外贸部托儿所、北师一附小、四中、三十一中，一路长大。扑面而来的，既有苏联教育模式的浸润；又有北京人老规矩老风俗的熏陶；更与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息息相关——抗美援朝、公私合营、“一五”计划、整风与反右、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人民公社、三年饥荒、学习雷锋、牢记阶级斗争、中苏论战……从耳濡目染到投身参与，伴随着我和同龄的一代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6月2日，全国的大中学生冲出课堂“革命造反”。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其后“革命小将”进行“全国革命大串联”，更引燃了一场全社会所有阶层都无人能置身其外的大震荡、大运动。
1968年11月，揪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党的中央全会决议，将其“永远开除出党”。12月，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其后，“上山下乡”运动雷厉风行地开展，并一直持续十年，全国2000万中学生，按照“反修防修百年大计”的战略部署，情愿或不情愿地先后离开城市，奔向边远艰苦的边疆农村“插队落户”。
身为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的一员，“第一拨”又让我赶上了。我如同“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的一滴水，从此离开父母的呵护，像小鸟离巢，开始我独自一人的未知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