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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最美好的记忆，是在军区国防剧场看内部电影。那个时候，八亿中国人能够看到的电影，只有八个样板戏、老三战，以及苏联老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1972年，中国进口了一些外国电影，在严格控制的范围内部上映，放映前标明是“供大批判用”。我们创作组也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前往昆明军区的国防剧场观摩。最早看到，也是最震撼的，是两部日本影片《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
我们都被要求阅读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批判这两部影片宣扬军国主义的文章。但是电影放完一个最大的想不到，就是剧场灯光亮起，两层的剧场里寂然无声，无论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军区老首长，还是我们这些小兵，竟没有一个人说话议论，都是面无表情地鱼贯退场，只能听见衣裾的摩擦声。看来，有一种震撼叫无声。
过两天，我们这群秃小子发现，住在招待所的军区直属队文学创作班有个北京女兵，把军帽边儿捏起折，帽檐儿一直往下压到眉梢上，大家就用《啊！海军》的主角给她起了个外号，背后叫她“平田一郎”。
与“平田一郎”同在一个创作班的还有两个北京兵，男的叫杨浪，女的叫谢丽华。两人后来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转业回北京后，一个去了《中国青年报》，一个去了《中国妇女报》，都当了编辑。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也成为我的半生好友。杨浪是1993年国内那一波媒体改革的闯将之一，也曾为拙作《车记》作序；谢丽华以帮助农家女的职业培训名扬国内外，曾被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希拉里请到白宫一叙。
夏天，最热的时候，按照总政的统一安排，我们这个创作班再次集中，去北京看全军美展。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北京已是傍晚，住进珠市口附近一栋民国初年楼房改建的部队招待所，大家列队去虎坊桥华清池洗澡。华清池离母亲任教的六十二中不远。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想给姆妈一个意外惊喜。传达室的大爷听我要找朱新华，第一句话说，她不在了。真把我吓了个五雷轰顶。接下来他才说清楚，姆妈刚刚退休了，不再来上班。我立刻请了两个小时假，乘公共汽车赶回家，昏暗的屋里没有开灯，姆妈正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藤椅上，看见我突然出现在门口，也颇感意外。虽然睁大的眼睛充满了惊喜，却依然波澜不惊地说，安定，是你回来了？
虽然我离开北京已经整整两年了，但这次回京只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在家里只住过两个晚上。
回到陇川，我被正式调到团部宣传处任新闻报道员。到团部上班没几天，我正在水塘边洗衣服，军务参谋老孙和一个不认识的军人走过来。老孙介绍说：“他就是李安定，这位是11军的王干事。”王干事上下打量着我，很亲切地和我聊了几句，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过几天，孙参谋不无遗憾地向我透露，11军政治部因为你的美术创作才能，专门派那个王干事来特招你的。他对你很满意，但是最后看了你的档案，里面有海外关系，而且情况比较特殊，和上级商量后，最后决定放弃了。
1954年，我的二姑李效黎和丈夫林迈可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中央领导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会见了工党领袖、英国前首相艾德礼率领的全体成员
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的二姑父林迈可（Michael Francis Morris）不单是英国人，而且作为抗日战争中在延安的几位外籍专家之一，在中央三局和新华社工作。“文革”中，在“怀疑一切”的思潮下，被造反派意淫为潜伏在毛主席身边的外国特务。阿爸反复被逼交代，而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当年发生在延安的事情。这个没有政治结论的海外关系，和前文所写的那个“说不清”悬案，着实让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在历次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别说参军，就连我到云南边境插队，都是学校工宣队因为我在复课闹革命中的优异表现而特别恩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