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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一样属牛，生我的时候他已经48岁了。我和大哥安平之间，有过三个姐姐，但是由于战争和颠沛流离，她们都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了。也许是岁数大了，阿爸对我和弟弟安宁格外疼爱。
尽管五十年过去了，闭上眼，就能看到阿爸，像个农村老干部，没有一点儿留过洋的影子。一件洗得褪色的四个衣袋的蓝布干部服，穿在他中等个头的身材上，显得有些肥大。阿爸走路抬脚很高，落脚很重。他说，这是从小走山路留下的习惯。离石地处吕梁山区，山路大大小小的石块密布，高抬脚才能避免磕磕绊绊。
小时候，我上的是在崇文门附近的外贸部保育院，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星期六的下午，所有小朋友都趴在院门口的铁栅栏上，急切地等着家长来接。接我的永远是父亲。望着路的尽头，阿爸出现了，远远见到我，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抿着嘴笑着，他的嘴唇很厚，绛红色。和阿爸手拉手从保育院出来，路口对面是灰砖尖顶的同仁医院，那时节，北京的大街上车少，人少，没有人说话带脏字儿。“抗美援朝”停战，第一个五年计划热火朝天，人性纯洁、友善、知足、向上，天是蓝的，太阳很亮。
我们家住在北京“社会主义住宅”的样板区——和平里。楼的一头空地，被爷爷和阿爸开垦为菜地，捡出碎砖瓦，种上西红柿、黄瓜、茄子等各种蔬菜。在菜地里忙碌的阿爸俨然就是一个老农。种植，是他一直延续到晚年的爱好和乐趣。
春天，阿爸喜欢带上我和弟弟安宁背一个“二战”美军帆布套军用水壶出门郊游。其实楼对面就是农田、村落、小河、树林、牛马猪狗，还有内战期间国民党军留下的钢筋水泥碉堡。
星期天，阿爸还会叼着烟斗，用一台美国产“胜利”手摇唱机放唱片。父亲有两个海运木箱，装着精致皮纹封套的黑胶木大本唱片。整套的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的交响乐，那是他的珍宝。30年代离开美国，游历欧洲，用尽全部外汇积蓄买下这些唱片运回国，历经战乱迁徙而不离不弃。这些交响乐是他“放洋”带回的唯一“大件”，他的精神食粮。阿爸往往会凝神静听，有时也会随着旋律手舞足蹈。阿爸的这些唱片和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传递给我们兄弟和同学好友，也传递给未能谋面的孙辈——我的儿子李蛮。
上小学那年，我们家搬到有护城河，河边种着大柳树的阜成门外。我依然住校，周日的傍晚，阿爸总是用他的自行车，把我一直送到学校。他推着车走，我坐在车座上，搂着他的脖子，爷俩一路走一路聊。
记得一个星期天，姆妈带安宁去外公家，我有点感冒留在家里。阿爸拿了一本英文版的《鲁滨孙漂流记》，一边看，一边翻成中文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一直讲了一整天，鲁滨孙和“星期五”在荒岛上的经历让我如醉如痴。
童年有关阿爸的记忆，许多都和苏联展览馆有关——1954年建成的北京新地标，高耸的塔楼上有一只毕加索画的白色和平鸽，鎏金的塔尖上有一颗大大的玻璃五角星。
恰逢中苏蜜月期，1954年10月，苏联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会在这里开幕。随后两三年，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印度的大型会展接连在这里举办。阿爸当时在贸促会的外展部工作。每逢有展览，都是他最忙的时候。而到周末，阿爸总会带我和弟弟安宁到苏联展览馆去。我们比同龄的孩子更早地大开了眼界。
说到苏联展览馆，我太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广场小卖部卖的苏联铁盒糖果和俄语小学读本，硬皮，大开本，画满插图。
捷克斯洛伐克展览会上展出的斯柯达柴油大巴，浑圆敦实的车身，暗红色真皮座椅。后来批量进口，成为北京公共汽车的主流车型。既有劲儿，又皮实，直到80年代还奔跑在长安街上。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是在我画的大汽车的车头上，依样画上“SKODA”几个字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秋天的日本商品展览会。那时的日本刚刚走出战败后的满目疮痍，当年展出的日本汽车，还是用薄钢板焊了个驾驶舱的三轮摩托小货车和改装车，没有方向盘，用自行车一样的手柄转向。然而让中国观众最开眼的，是日本产的电视机第一次亮相。屏幕几乎是凸起的弧形，不甚清晰，然而有声有影，人山人海。
展览期间的一个晚上，阿爸带我到苏联展览馆的电影厅，那里正在演出京剧折子戏。门外一辆面包车上，几个日本人在车里忙着，他们面前的监视器里，正同步放着剧场里的演出。今天想，那是一台电视转播车。
然后，阿爸又带我登上一公里外的西直门城楼。那些年，北京没有高楼，四九城的城门楼都还在，高大巍峨。中国第一个实验性电视台就建在西直门城楼里。城楼的一层大殿很宽敞，黑压压有不少设备。那天晚上，日本技术人员在城楼上正接收并转播展览馆电影厅上演的京剧。在一台台监视屏幕上，我记忆中的画面很清晰，是京剧《打渔杀家》。我对京剧一窍不通，但就是因为电视的机缘，我记住了这出京剧的名字。日本展览会闭幕，电视台也就撤了。
当年的我只有8岁，中国第一个电视台，恐怕我是仍然在世的唯一见证者。
和阿爸48岁的年龄差，让他很少在我面前流露他的内心情绪。他待人真诚热情却不善逢迎，为人耿直而清高，默默坚守他的做人底线。
冀朝鼎和父亲是一生的朋友。在美国，父亲就知道他是身兼美共和中共身份的地下党员。直到抗战、国共内战，他一直在冀朝鼎直接安排下，参与共产党的外围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派他去接收台湾制糖业。而当时已经潜伏于国民党金融决策层的冀朝鼎希望他到美国大使馆任金融分析员，协助美国共产党员艾德乐从事情报工作。他甘冒风险毅然接受。冀朝鼎在1964年突然中风去世，在“文革”中，这段经历成了阿爸无法说清楚的悬案，被造反派反复逼问，受尽折磨。
多年来我只知道阿爸在美国学的是工商管理——一个在1949年后大学院系调整中如同社会学一样被停办的专业。比不得那些学物理，学原子能，回国能造原子弹的科学家。
直到90年代，MBA的头衔在中国火起来，尤其他在中国开创农贷事业的历史被研究，我才知道父亲是1930年哈佛大学毕业的MBA。后来我专门去波士顿的哈佛校园，看了父亲曾在商学院的留影处之一——哈佛图书馆。
父亲传承给我们兄弟三人的是一片中国传统读书人爱国为民的拳拳之心，是看淡功名利禄的傲骨。如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所说：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