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学堂到哈佛大学MBA

多年后我看到父亲写于1953年的一份自传，尽管有向单位“交代”个人历史，当时的文风还比较平实，不像许多年后，旧知识分子的自传以无限上纲的自我批判为主。

父亲李效民1901年12月19日（阴历九月廿九日）出生于山西省吕梁地区离石县东关的一座挂有“将军第”牌匾的大宅院，是我爷爷李子维（李文琪）的独子。父亲在自传中写道：

我的高祖在云南做过提督。道光年皇帝钦赐在家乡修造了将军府都督第。当我生下来以后，父亲离开家乡外出读书。他先考中秀才，后来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晋军做到营长。在辛亥推翻清朝时，他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民国初年，全家都到了太原，从此我们一支跟这个大家庭无形中脱离了关系，生活不靠老家分文接济。

1915年父亲李效民就读于太原模范小学高小部，与同学冀朝鼎成为好友。

1917年夏，已经考上清华学堂的冀朝鼎从北京写信建议他也投考该校，清华在当时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在华举办的留美学生预备学校。中等科、高等科各四年，毕业后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各省以承担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录取名额。冀朝鼎的鼓动，让父亲勾画了新的人生蓝图。本来他仇恨西方列强，抵制学习英语。然而一旦目标确立，他表现了惊人的毅力，花了一个暑假补习英语。

1917年9月父亲如愿为清华学堂录取，同届同学有唐亮、谢启泰（即章汉夫）、贺麟、陶葆楷、任之恭、高士其等人。

是年冬，阿爸在清华与几个同学发起“暑假修业团”，后来发展为“唯真学会”，会中有施晃（中共早期党员，至今清华校园里仍有他的纪念碑）、徐永瑛、罗宗震、冀朝鼎等。父亲在自传中记述：“那时俄国革命成功，劳工神圣正为年轻的一代所向往，我们唯真学会自己成立了工作部，承印学校里的信纸、信封、练习簿，一部分会员又在清华西院养鸡、植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父亲是直接参与者。那年他正值18岁。他在自传中说：

“五四”当夜，我在清华得知学生在城里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陆宗舆后，惊喜若狂。6月3日，得到被选（自愿报名，再行选出）参加示威游行消息，大为兴奋。军警放出风声，说学生参加游行就逮捕，甚至要遭枪毙。我们那时热血沸腾，任何迫害都置之度外。进到北京城里，已经临时戒严，军警密布。我们分散为十个人一组。登台演讲，呼喊唤醒民众，反对军阀与列强勾结出卖祖国。学生上去一个，军警抓一个，我们相继被捕，被双层上刺刀的军警押送到北京大学三院，一直被囚禁二十多天。最后在全国民众的愤怒抗议下，北洋军阀终于把我们释放。我们马上回到各自的家乡，启发民智，扩大宣传。

父亲从年轻时候起，就有强烈的平民意识。自传中说：

“校役”一词，我觉得非常刺耳，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清华周刊》上，主张改为“校工”，平时叫“工友”。我还在学校周边发起了车夫驴夫阅览所，建有避风雨的木屋，内有书报、开水。我另到星期日平民学校当教员，暑假主持过通俗演讲团，在农村讲时事与常识。我听过李大钊用一个下午，给我们讲述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讲得很沉痛、很透彻，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6年夏，父亲李效民结束了在清华的岁月，由爷爷的上司商震将军派兵护送，到雁门关前线和爷爷话别。爷爷对军阀混战早已深恶痛绝，父亲留美不久，爷爷就离开军队，辞职还乡。

自传中，父亲对在美国学习经历做出如下叙述：

我先在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就读。一开始就感受到美国人对东方人的歧视，始终找不到宿舍、租不到房子。最后找到烧饭洗碗的家庭工作，才把住的问题解决。

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留学生关注革命活动的中心。我每个星期日坐火车去芝加哥参加活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我那时主修企业管理，副科是社会问题。在工商企业管理方面，有工会运动史、劳工问题、劳工立法等课程。借读这些课程的机会，参加了各种工会的活动，并调查了芝加哥贫民窟。又读了反托拉斯课程，知悉了美国百万富翁巧取豪夺、鲸吞蚕食的发家史。当时两个意大利工人沙可与温若地，被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电椅，引起全世界的愤怒抗议。

1928年夏，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美国资本主义造就后备军的大本营。我在这里主修国际贸易，获硕士学位。

1928年以后，留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多集中在纽约，在那里出版了《先锋报》，我担任波士顿的推销工作。我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季报》（英文）及《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中文）的总经理。因为广告收入足够维持印刷费，我给美国五百多个大学及专科学校图书馆各寄赠一本，并在全世界华侨区域找到推销员，后因内部有一人反动（此处意思不明。——引者注），致月报于1930年末寿终正寝。

据美国的研究者查阅哈佛大学的资料后告诉我，1930年读完商学院的MBA，父亲考入哈佛经济学院读博士，但是1929年开始爆发的大萧条，以及其后带来的灾难，让他决定放弃读博，启程绕道欧洲回国，投身到他更感兴趣的经济实践中去。自传中说：

在1930年冬，我得到留美学生监督处的批准，到欧洲考察。历经西欧、南欧、北欧、北非等地区的十几个国家，主要参观工厂及银行。在巴黎时，我参加纪念巴黎公社的工人示威游行，被法国特务把我连同其他外籍参加者一起逮捕。在看守所，感受到互不相识、言语亦不相通的各国人士之间的阶级友爱与彼此鼓励。此事增加了我对法帝国主义的憎恨。预祝越南早日脱离法国得到独立与自由（写这份自传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共正在与法国殖民者展开独立战争。——引者注）。1930年底，从欧洲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波兰，路过莫斯科到达哈尔滨，我的学生时代告一结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成归国的父亲受聘于国际联盟李顿爵士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事变真相，而列强们偏袒日本的倾向让他失望不已。

1932年到1934年，父亲被冀朝鼎之父、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教育家冀贡泉聘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国际经济。父亲当时专门开设了“满蒙国际关系”课程，从历史上剖析日本侵略的本质。

1935年夏天，父亲李效民和母亲朱新华，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证婚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t/QZ7C8ife0CKeqVgnuehyBtA2OEgr1qnuNDnixALsSwSI3pjpYVDZoJsUEmz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