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中国小额农贷的开创者

河南，是父亲30年代从美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最早创办“小额农贷”的地方。这一为贫苦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尝试，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厚重一笔。命运让父亲李效民的“报国为民”的苦难历程，最终熄灭在起点。

到1971年底，阿爸就满70岁了，他突然去世时，69岁生日刚刚过了不到二十天。

阿爸去世25年后的2006年，一个孟加拉人尤努斯，因为推行小额农业贷款取得的成效，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轰动世界。

于是研究中国金融史的学者们，再次提及20世纪30到40年代，一批留美归国学人为改变中国农村百业凋零的贫困局面，投身创办“小额农贷”，而且业绩辉煌，直接提振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战时经济。此举开创了亚洲金融史上的先河。近年来，大量历史资料和论文披露，我的父亲李效民是中国“小额农贷”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何忠洲在一篇长文《上个世纪中国的尤努斯们》的序言中写道：

每个文明在遇到危机或者挑战的时候，首先考验的就是这个文明共同体里的精英集团。这就是当年海归李效民们甘愿在国难之际奔赴农村僻壤，创办中国农贷时的内心动力。

而当父亲在外贸部五七干校含冤去世的时候，造反派仍然在继续对他进行历史审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一个留美归国的硕士放弃大学教授不做，跑到农村去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战乱不断，农村经济日益萧条，一些有现代金融意识，践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理想的银行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贫困的中国农村，希望开拓农村贷款新渠道，振兴农村经济，使中国农村成为日后抗战的牢固后方。

1932年秋天，著名现代金融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来到太原。邀请几位学者吃饭，正在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的父亲应邀参加。在饭桌上，父亲陈述了自己设想改变农村凋敝的振兴策略，与张公权的思路不谋而合。张留下他深谈，并当场邀请他参加中国银行农村贷款业务的开拓和推广。

长期关注贫困民众的父亲立刻辞去了山西大学的教授职务，转赴中国银行担任农贷员，月薪从原来的大洋230元降到120元，却毫不在意。

中国金融史上，开拓中国银行农贷事业的是两个留美的硕士—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张心一，哈佛大学MBA李效民。张心一坐镇总行，负责总体筹划、草拟办法；乐于实干的父亲组织和培训农贷专业队伍，穿着短裤草鞋，背着贷款，奔波在农村第一线。

父亲和张心一这对搭档着手农贷的第一个试点就在河南农村。历史上的富庶中原，此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向农民提供现代银行贷款，不但在中国，在整个亚洲也尚无先例。小额贷款没有抵押，风险高，又要与农村高利贷恶势力针锋相对，加上中日全面战争的阴影迫在眉睫，让他们的工作充满挑战。

史料记载，父亲在农贷工作中投入了极大的热忱，表现出高超的管理才能。

父亲当年给中国银行总行写的报告中提到，他们首先着手鼓励贫苦农民加入农贷合作社，然后“着重对贫农、小农、佃农放款”，“对各合作社及其他农民团体贷款，务必由本行派员直接贷放，以免假手他人剥削农民之弊。已经核准的农贷，均按照农业季节及时贷款，免失时效”。当时他们发放的农贷利息相当低。农民借一元，每个月的利息只有一分钱。

从1934年到1936年的三年间，中国银行在河南的农贷业务成绩斐然。贷款从零开始发展到16个县，有贷款往来的合作社已增至484家，惠及农民近4万户。

至今保留下来的父亲当年所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农民们获得掘井贷款共计8万元，开掘水井2000多眼。由于水利振兴，粮食收成提高，农民还款极为踊跃。父亲在报告中说，“成绩俱称不恶，殊足欣慰”。（父亲后来曾和我说，中国农民历代有“好借好还”的传统意识，金融信用实际是最好的。农贷业务几乎没有坏账。）

父亲主持中国银行在河南的农贷，还涉及开封市陈留镇作物改进会的优良麦种的推广；河南大学“灵宝棉”育种场引进的高产棉花品种的种植；以及梁漱溟主持的著名的辉县试验区，可谓轰轰烈烈。

父亲带领的农贷队伍只有十几个人，清一色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父亲要求大家胸怀共同的抱负。他们穿着短裤草鞋，或骑车或步行，奔波在农贷第一线。平时下乡，干粮和饮水都是自己随身携带，不得接受农民馈赠。他们不但要和地方高利贷恶势力竞争，也要和腐败的官府斗。获得好处的农民对这支队伍十分爱戴，就连当地官府最头疼的帮会组织“红枪会”，明明知道他们背的都是现金，却从来不与他们为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河南沦为战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经济中心很快转移到西南。

父亲在1938年被调到重庆，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农贷专员，主持四川省的农贷工作。

抗战前，国内汽油和食糖等战略物资长年依赖进口，随着日军攻占缅甸，进而占领滇西（正巧是我插队所在的地方），盟国援助物资运往中国的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被掐断。国内的物资供应越发紧张。

在父亲的直接参与下，中国银行的农贷转向一个更富有战略意义的新布局。四川内江自古以来种植甘蔗，盛产蔗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甜城”。但是“二战”前民族糖业已经被洋糖冲击得七零八落。抗日战争爆发后，用国产糖业弥补进口被封锁的缺失，成为当时关系国计民生的当务之急。

1938年，在父亲的主持下，中国银行在内江组织了蔗糖产销合作社，发放甘蔗种植及制糖加工的贷款。到1940年，受益蔗农达到80余万户，400余万人。四川糖产量达到历史空前的高水平，满足了抗战时期前后方的食糖供应，同时以甘蔗渣为原料的工业酒精替代汽油，让战时运输车队重新跑起来。仅内江一个县生产的酒精就满足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需求量的13.8%，创造了战时经济的一个奇迹。

大哥安平回忆说，父亲那时身兼四川农贷和糖业公司的主持人，极为忙碌，常年奔走于农村。因为不适应四川的潮湿酷热的天气，双脚溃烂，涂满紫药水。阿爸在乡间和同事的一张合影上，他不但胡子拉碴，脚上还绑着凌乱的布条。虽然极其艰苦，但是父亲因为能够为抗战出力，乐此不疲。

为躲避日寇的轰炸，全家住在重庆南山半山腰的一处房子里。家里也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避风落脚的地点。有时地下党借我们家开会，父亲就在外面放风。父亲的留美同学章汉夫曾在我家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49年后章汉夫任外交部副部长，一直和父亲保持着朋友往来。

父亲在自传中提到，“小额农贷”扶持的梁山造纸合作社，利用漫山遍野的竹林打浆制造优质的新闻纸，经章汉夫的介绍，曾被《新华日报》采用。 ucFgQp+6falMUKSN3gs6gs2tVkLKwn7OXXmt2godkDHUoLzRQUzqvUPQ3v6RnU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