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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有一种颇具荣誉色彩的活动，叫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云南建设兵团也不例外，从团到师到兵团，逐级召开，极为隆重。代表是从基层由群众推选出来的，集中起来“讲用”，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团里召开“学代会”，讲用稿都要提前拟好，并通过审查。每个营抽调一两个知青，或者有文化的农场子弟，在团宣传干事的带领下，组成一个班子集中写作讲用稿。在杨排长的力荐下，我被一营推荐进入写作班子。
大多数被推选的代表都堪称劳动模范，吃苦耐劳却没有多少文化。他们的事迹，往往出于质朴本分，并没有和学习某一条语录有多少瓜葛。
当时的文风是一堆假大空的言辞堆砌，句句是空话，让人不知所云。
所以我自己在整理讲用稿时，坚持要把当事人模范事迹的细节挖掘出来，当然也要找几段应景的语录做标签贴上去，我还免不了这个俗。
我至今还记得写过的六连一个老职工的讲用稿。六连有一块飞地，离连队很远，派人去耕作，每天几乎一半时间耗在路上。连里于是决定派单身职工老段住到那边干活。老段二话没说，背一小袋米，牵上头水牛就去了。地头有个窝棚，成了睡觉吃饭歇息的地方。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很自觉，从早到晚赶着水牛犁田，忙个不停。
眼看栽秧的季节到了，田还没有犁完，偏偏又赶上他拉肚子，一会儿一趟地往田边跑。后来他嫌麻烦，干脆把裤子脱光，一边赶牛犁田，一边任由跑肚拉稀不再理会。听上去很不雅，文中贴了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也忘了，但是这段细节，我一辈子都记得。
“学代会”开过，我被团部留下，借调到政治处搞宣传。
工作很杂，包括写材料，搞报道，刷标语，画宣传画。技不压身，学过的本事没想到这会儿都用上了。
政治处除了徐处长是现役军人，副处长是个造反派。还有几位老干事，都是1956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中尉、少尉。他们多是1949年前后入伍的学生兵，对我这个北京知青非常友善。比如说团里第一大笔杆子李宗博，团部领导讲话和文件都由他起草，他能一边抽着烟，一边跟人聊着天儿，一边写稿，一下笔几十页稿纸，不但没有错别字，也很少修改，一气呵成。老沈，美术字写得特别好，经常带我上街用魏碑和黑体字刷标语。他教我黑体字的横竖笔画中段都要往里收，这样字体显得格外挺拔。
和我一起画画的老兄，叫杭来宝，是1965年来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在团机械厂做车工。他绝顶聪明，特别能聊，人缘极好。他无师自通地学画油画，团部、营部影壁上的大幅肖像，都是他画的。包括毛主席去安源、登庐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的造型、用色，多和原作无二，非常专业。
与来宝合作过最有趣的事是画大幅革命宣传画。我们在十米长、三四米宽的木框架上绷上帆布，爬在梯子上，用大号的油漆刷，蘸上油画颜料，调和油漆，每天在露天一口气儿干上十个小时，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画好。这样尺度的大画，我后来再也没有接触过，可以用“挥洒自如”形容那时的享受。
在“文革”中，这种源自电影院海报的大幅招贴画，曾在全国风靡一时，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堂的壁画同样具有教化作用。画面上自然有工农兵手指前方，各族人民阔步向前，同时少不了一颗红太阳在画面上方闪着金光。
虽然是无师自通，但是我和嘴角叼着一截燃尽了的手卷毛烟的来宝反复揣摩切磋，很在意素描黑白和色彩冷暖关系的把握。无论做什么，必须要达到专业水平，成为我后来做一切事情的最低标准。
记得最大的一幅画，由警卫排的一群小伙子吃力地抬着，固定在团部新建大礼堂的一面山墙上，面对熙熙攘攘的弄巴街子。
后来许多成名的画家，“文革”中都有过这样一番历练。军旅画家陈雄勋告诉我，他画在景洪街头的一幅民族团结宣传画上，所有穿着紧身短上装的傣族女性胸部都画得十分丰满。几个街子天过去，画面上这些女人的胸部都被人摸得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