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川坝子虽然远离林莽,仍是“烟瘴之地”。人的生命格外脆弱,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我到香料厂后两三年里,身边起码有七八个青壮年男女,莫名其妙地死了。过上几天,活着的人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到云南不到一年,就有两个同去的北京知青相继死去,近年去云南回访的知青说,想去凭吊两个“插友”,却连坟都没有了踪影。
两个知青都是男孩,都是我的朋友。
一个是18岁的朱正祥,人很文静和气,看不出家境非常贫寒。他在山上修水电站,中午午休睡在床上,被对面草屋里一个北京知青玩弄一支三八老式步枪,走火打中。子弹穿过三根竹柱,从他弓身熟睡的后背打进去,穿过半个身子进入头部,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去了,平静得表情都没有变。
另一位死者是20岁的赖小林。高大帅气,爱打篮球。父亲是位将军,一个兵种的副司令员。“文革”中曾受审查,刚刚恢复工作。小林没有干部子弟的傲慢,干活玩命。连里水源不干净,他染上了肝炎。据说他是一种特殊体质,只要感染肝炎,立即会恶化为急性黄疸性肝萎缩。团部医院治不了,送到芒市镇,第二天就去世了。
正祥的丧事,是我和另一位老高中生宛金泉(北京著名饭庄“烤肉宛”创办人的嫡孙)一起与营部谈判的。我劝阻了同学们一些过激的要求,只请求最大限度抚恤他孤苦的老母亲。墓地在一个山包上,是我选的,墓坑的方向朝着北京。全营七十多位知青都赶来送葬。营部领导如临大敌,怕闹成群体事件,再三叮嘱我,不许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一口薄木棺材、一块简陋的石碑,了却了一个花季少年。
小林的丧事办得比较隆重,刚刚复职的将军,派夫人飞到昆明,从昆明军区到建设兵团,多位首长陪同赶到陇川。入殓时遗体已经变形,不敢让母亲看儿子最后一眼,一直哄着她。葬礼那天,营团领导戴着白口罩,参与抬棺。一口薄棺抬到山顶,急忙入土。等母亲赶上前来,眼前已经是一抔红土。做母亲的那歉疚而绝望的哭号,让周围的知青和军人都为之撼动。
老夫人走后,没有人记得要为小林立一块碑。知青在谈判时,提出要能喝上洁净的水。营里出钱打了一口井。这是小林留下的唯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