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〇一四年能在复旦大学主讲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是我的巨大荣幸。这个系列讲座——包括四次每次两小时的中文演讲——不只促使我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它还给了我能用中文与我的同行们紧密合作、阐释我的看法的宝贵机会。尽管我主要在西方接受教育、从事教研，但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历对我的成长也不可或缺。我希望这本书不只对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同时也能见证东西合作、中美合作的价值。

我构思这本书时心中设想的是中国读者，而且也不打算出版英文版。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在我的祖国之外发表我的研究促使我考虑到本土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区别。在我平时教学的地方，我是研究世界宗教历史的宗教研究系的一员。除了少数以亚洲语言为工作语言的同事，与同行对话时我需要提供不少与主题相关的背景信息。而在中国，数十年来我最亲密的同行们都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者。

因此，与写给西方读者的作品相比，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可能写得更为宽泛。第一讲介绍了推动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历史编纂学和宗教学理论发展的一些论辩。尽管有强加给读者我的个人自传的风险，我还是叙述了过去三十年来自己的思想历程，以此来呈现西方学界的学科发展。第二讲也是为了中国读者而设计的。这一讲探寻了中国佛教思想及实践的印度前身。中国佛教从印度和中亚先驱那里所受的恩惠，并不总是容易为当代中国读者所了解。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主要都是以西文或日语写成的。

由于我的中国同行们对中国语言、文献及书籍史有更精深的了解，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则更专门和深入。第三、第四两讲分析了诸如前现代中国的文学体裁、措辞、表演性及物质层面的文本生成等问题。如果用英语写作的话，这样的分析以及为了让人领会的解释恐怕会非常不同且长得多。

过去的五年多里，与余欣教授——二〇一四年复旦讲座的策划者以及本书的编辑——持续的讨论，不断充实着这本书。他帮助我斟酌了系列讲座的主题及顺序，既引领我徜徉于我们共同学术领域（敦煌学和中古中国）的复杂性之中，又让我见识到中文PowerPoint软件的独特性。本书的译者，随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博士学习的翟旻昊，也证明了他作为译者的极大价值。毫不夸张地说，余教授、旻昊和我仔细推敲了本书的每个词，辩论了其中的大半，并修改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篇幅。对我而言（可能对他们并非如是），这些交流是以中文演讲并出版这本书的最大好处。旻昊同时也见证了我与他练习中文发音的艰辛时光，因为每一讲我都会排练好几遍。

从二〇一四年的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开始，复旦大学及上海地区的老师和同学们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不少问题、批评和其他信息。我尤其得益于复旦大学“三陈一葛”（陈允吉、陈尚君、陈引驰和葛兆光）的厚谊。他们是中国佛教文献、中国文学与文献和中国思想史领域的引路人。我感谢他们。

本书作为合作性产物的另一证明，就是其中几个部分来源于我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所教过的讨论课和工作坊。我感谢所有的资助者和参与者，包括海德堡科学院（二〇一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北京，二〇一三）、法国远东科学院索安（Anna Seidel）纪念讲座（京都，二〇一四）、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东亚宗教冬令营（四川峨眉山，二〇一四）、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年会（普林斯顿大学，二〇一四）、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〇一四）、Hwei Tai工作坊（斯坦福大学，二〇一五）、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二〇一六）、哥伦比亚大学愿文工作坊（二〇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