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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最早在公开场合谈及《共产党宣言》并运用其中一些思想分析问题，是在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此后，在探索民族独立解放道路的各个历史进程中，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共产党宣言》都给毛泽东以启发。
在《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的初期，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宣言》都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做出过先驱者的贡献。孙中山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是赞赏的，他还敦促当时具有外语优势的中国留学生认真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早在1906年1月，国民党人朱执信就在《民报》第2号上译发过《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章节。后来毛泽东客观地评价过：“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还提到，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才在中国迅速得以传播，共产党人也由此成为翻译、传播和运用《共产党宣言》的主体。毛泽东就是这其中传播和运用《共产党宣言》思想的特别积极的一分子。
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举办的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在讲演中，他直言不讳地评价说，这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中国革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即由少数人包办发展到“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入，中国人民才意识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意义。讲到巴黎公社革命的意义以及它与十月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在讲演中，他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话。针对当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由此他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说：“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引用这句话，恰恰说明是毛泽东最早读《共产党宣言》时得出的最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观察巴黎公社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时，指出了其中“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为此他提醒说：“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运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所分析的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所得到的重要启示和革命方法，成为他后来在严酷的敌我斗争中始终的坚守。
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仍然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智慧和办法。
他除了继续阅读《共产党宣言》外，甚至还借用过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形式来做宣传。1929年1月，在粉碎敌人“围剿”期间，他与朱德在向部队做政治工作时，以中共红四军党部署名的方式，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共产党宣言》，其中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宣布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包括以下内容：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统一中国；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等。
这些内容，与《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苏区发布的一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相关政策的布告中，也贯穿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基本精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在思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抗日的过程中，多次阅读《共产党宣言》。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会上，他还根据大家多日讨论的结果，做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性报告。这篇结论在讲到国共两个政权之间“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他认为，共产党人要积极推动国内形势朝着“和平、民主和抗战”的方向走，“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革命前途问题”时，毛泽东引用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我们是革命转变论”的思想，依此来说明共产党人的目标任务。他明确提出，革命的前途分为“上篇与下篇”两篇大文章来做，“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也就是先“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然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他认为，共产党人与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在这里，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讲清了共产党人是革命的转变论者和革命的阶段论者的道理，号召党内同志把当前革命任务与长远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并提醒党内同志，无产阶级的革命从占劣势到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而联合其他阶级共同斗争，“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随着伟大的抗日战争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引领全国抗战？这个问题越发显得突出且越来越重要。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共产党宣言》。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借谈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和“永久奋斗”精神，与青年们谈到读《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他在回忆起自己初读《共产党宣言》的情景时对青年们说：现在在延安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很多书都能够看到。这些书，我那时候一本也看不到。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在向青年们推荐《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好的理论”时，他还说到，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什么是“永久奋斗”？毛泽东解释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他强调，共产党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中途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他还提到，共产党之所以遭反动派憎恨，“是因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灵活地运用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生动实践中了。
越是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越提倡全党上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道理。在这个环节上，他也结合《共产党宣言》来谈问题。他专门汇编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阐述调查研究方法的时候，他专门提醒下去做农村调查的人要学会使用《共产党宣言》中包含的阶级分析法。前面提到的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即将出发的农村妇女问题联合调查团做讲话时所讲的一段话，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讲的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的“阶级斗争”四个字，也是针对农村调查中的分析研究方法而言的，他把这一问题归结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问题。
在延安整风期间，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进一步提倡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他为党内干部开列的马列著作书单中，第一部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以后，毛泽东历次为全党开列学习马列著作的书单中，《共产党宣言》几乎都排在首位。
1943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开展为期半年的理论学习活动，开列了六本书的书单：《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上、下册，并提出要边学边讨论，要有历史观点，要联系实际。1944年3月5日，他再次号召党内开展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习，这次又指定了“读五本理论书”，第一本也是《共产党宣言》。他提出要做“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一些基本问题，“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这年4月至6月间，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阐述工作方针时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从此，马克思主义传播得如此之快，“比飞机飞得还快”。
他还提到了最早参与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朱执信等人。这个时候讲这些，为的就是让全党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走过的道路。七大开幕以后，毛泽东在4月24日做口头政治报告时，便向全党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的任务。说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多，首先要读这五本。五本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他专门说：“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报告时，再次强调：“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风趣地要求大家：“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
在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读马列著作，特别强调读《共产党宣言》，其中深意非同寻常。而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常读常新的；也是这样带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们从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角度不断研读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多次提到并阐发《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在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时，他特别提醒大家：“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在强调党的认识成果和理论成果，是靠集体智慧完成时，他说：“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谈到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使“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在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后，他进一步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并指出：“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在这样一个历史当口，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并引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来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任务和行动准则等重大问题，对全党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前途，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另一个重要历史关口，是进入1949年。这时，面对中共即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局面以及更为复杂的世界大格局，党内大多数同志对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如何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1949年3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除了在开幕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还在闭幕会上专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问题。为此，他在以往多次为党内干部开列马克思主义必读书单的基础上，又一次为全党干部开列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其中仍有《共产党宣言》，还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这些书的内容，都与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有关。毛泽东说，开列这个书单，是“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他要求干部们，“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思考的是，在我们面临全国执政的情况下，亟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教育干部、培训干部，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他明确提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
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这个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也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境界。但是，毛泽东仍然具有清醒的头脑，他提醒党内同志：“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走向新中国的；也是带着这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号召全党干部认真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其结果，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并在实践中迅速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重任。
半年以后，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阐述“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表明“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等问题。其中提到，自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所说的这个方向，就是中国人民从此走向独立、解放、自由、民主的方向，也就是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方向。还专门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说明尽管“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但却形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在这里，毛泽东也从理论上讲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特点相结合，从而“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