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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肯定没满八岁。我的外甥乔迪比我大得多，他痴迷英国文学，常常怀着极大的热忱朗诵《哈姆雷特》的大段独白。但他怎么突然心血来潮，想教我这样的毛孩子作诗，我也不懂。一天下午，他把我叫到房间，让我试着写首诗，然后又给我讲解如何在帕雅尔韵律里凑够十四个音节。
在这之前，我只读过印在书上的诗——没有拿笔圈出来的错字，也没有瑕疵和修改，完全是一挥而就。我哪敢奢望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有一天，家里抓了一个贼。我吓得发抖，但抵不住好奇，冒险去现场偷看了一眼。我发现这个贼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守门人狠狠地抽打他时，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我学着写诗的经验也是如此。
当我随意把几个词凑在一起，就写出了帕雅尔诗行，幻想中诗人头顶的光环顿时变得黯然失色。时至今日，当可怜的诗歌被胡乱对待时，我也会感到不快，就像当年我见到那个贼挨打一样。有时我也产生恻隐之心，却无法管住双手，继续摧残诗歌。即使那个贼，也没挨过这么多打，吃过这么多苦吧？
敬畏之心一旦消失，谁也阻挡不了我写诗的兴致了。我从管理我家庄园的一位职员那里弄来一本手抄蓝纸本，又亲手用铅笔在页面画了几道横线，歪歪斜斜地开始写诗。
就像一只刚刚长出犄角的小鹿，哪里都想碰一下，我这个诗坛新秀总是拿着自己胡诌出来的几行诗作，到处给人添麻烦。哥哥为我会作诗而感到骄傲，在家里到处寻找听众，让我念诗给他们听。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兄弟俩跑到一楼的办公室，在庄园主管面前念完诗后，一出门就遇见了《民族报》的编辑纳沃戈巴尔·米特拉先生。他刚跨进门槛，哥哥一把抓住他：“嘿，纳沃戈巴尔先生！罗宾写了首诗，您不想听听吗？”话音未落，我就朗诵起来。
我当时没写几首诗，还凑不够一本诗集，不过这倒是方便我把所有的作品都随身揣在口袋里。写作、印刷、出版，我一个人身兼数职，哥哥只在宣传方面，助了我一臂之力。我写的是一首描写莲花的诗，站在楼梯口，念给纳沃戈巴尔先生听了，念得很大声，激情澎湃。“写得不错！”他微笑着说，“不过，能解释一下‘Dwirepha’是什么意思吗？”
我已经忘了“Dwirepha”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了，“Bhramara（大黑蜂）”一词其实也能押韵，但整首诗中，我唯独对“Dwirepha”这个词寄予厚望，这个作为诗眼的词让我在庄园的职员面前赢得一阵喝彩。但纳沃戈巴尔先生竟然不为所动——他只是笑了笑！我猜他肯定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辈，所以我再也没给他念过我写的诗。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学会如何让听众们理解我的诗句。也许纳沃戈巴尔先生还会冲我微笑，“Dwirepha”这个词，就像一只喝多了蜜的大黑蜂，守在自己的地盘，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