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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道光帝一开始推行实政的时候并不喜欢陶澍。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喜欢的是评点众人，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每每说起某人某事，陶澍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帝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且极度自律的人来说，他实在看不惯陶澍的有些做派，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是为了搁人面前显摆来了。
结果，道光帝私下一查后知道陶澍言行一致，这才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而且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付出了几百万两银子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帝大为恼火，而多名官员也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字，但他们对漕运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都不懂。在这方面，陶澍就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
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帝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帝和陶澍来说，此次漕粮海运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帝到嘉庆帝，他们寄望于道光帝的也正是这一点。
年轻的道光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乾隆帝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乃至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大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了，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反而满语倒变得有些陌生。有位满人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帝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就忘了这条禁忌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
道光帝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心想：“满语是我们满人的基本语言，老祖宗那会儿就一直说，可你作为满人一句都不会就是忘本！得，立马革职。”
对于道光帝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如今虽然早已从马上到了马下，但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变故，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
在道光帝即位的第六年即1826年，“张格尔之乱”爆发。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这几次军事行动。在晚年乾隆帝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世史家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南疆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死了，大和卓的孙子随乳母逃到了境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的孙子，他多年来总是隔三岔五地过境滋事，不是杀哨兵、抢马匹就是烧房子。不过，张格尔一般都是小规模寻衅，而且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一下子跑掉，驻疆官兵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掀起了大规模叛乱。当年8月，叛军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大地上血流成河”。由此，西北边陲一片混乱，形势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年代。
此时，道光帝肩上所要承受的重担，不比当年的乾隆帝轻多少。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回民超过数万人，而这让道光帝感到十分不解。自从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中央政府在南疆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的政策，并没向当地人收多少税、征多少役，而且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那么，为什么南疆的回民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裹从呢？
道光帝敏锐地察觉出了蹊跷，他随即下令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经过调查，长龄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被迅速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帝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