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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只是一个方面，道光帝并没有忽略官员的能力。在道光帝刚刚登基的那几年，除了拿自己做榜样，倡导“以德治国”外，还没忘记大力推行实政。
所谓实政，用道光帝的话来说，就是要“实心实力办事”，只重效果，不求虚名。在倡办实政的大旗下，道光帝当起了伯乐。
1824年冬，运河大堤忽然溃决，导致运粮的漕船搁浅，这让执政才四年的道光帝大为不安。从皇家宫廷到各级官员，再到驻于北方的八旗军队，其粮食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南粮北运，一旦河道运输卡住就都面临着饿肚子。
道光帝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有人提出“暂雇海运”，从海上开辟新的运粮通道。当时，大部分官员都反对，理由不是说海运不可行，而是说以前没这个先例，因为谁也没见老祖宗从海上运过粮食。
道光帝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漕粮海运，并任命陶澍为江苏巡抚具体经办此事。
陶澍就是得到道光帝赏识的那一匹千里马。据清代野史记载，出人头地之前的陶澍曾经非常落魄，家里穷到锅底朝天，只能靠做私塾先生度日，同时只要有俩钱就拿去喝酒赌博，横竖没个能混出头的气象。
很自然地，陶澍遭到乡邻们的各种嫌弃，没人叫他大名，而是直呼“陶阿二”，即陶二流子之意，以致体面一些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他这个二流子。
到后来，陶澍的妻子都忍不住嫌弃他了。陶澍的妻子崔氏带着哭腔对丈夫唠叨，说：“这破家也太穷了，简直处处戳我的心哪。这样不行，我不能跟你一块儿饿死。”
崔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你把我给卖了换钱，要么直接下一纸休书。
陶澍怎么也不可能下作到把自己的妻子给卖了，所以只能“休”。这里所谓“休”，其实说穿了不是陶澍休崔氏，而是崔氏要离开陶澍。
可怜陶澍当时穷得就只剩下和妻子相依为命了，让崔氏如此一逼，他倒真的有一种今人所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喝了一瓶二锅头”的感觉了。
陶澍强笑着劝崔氏回心转意：“夫人的见识也太浅了一点吧，我不过是还没交上大运罢了。前不久有算命的先生给我测过，说我日后必将发达，你不要着急，总有机会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崔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交大运得什么时候，让我继续等，等成一具干尸啊！好吧，我相信你是有福之人，自然有女人可以和你同享富贵。咱们现在就分开，但愿我出去后真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在崔氏的催逼下，陶澍迫不得已，只得写了“休”书。很多年后，陶澍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真的做到了朝廷大员。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因此，科举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毕竟也可以使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寂寂无名者咸鱼翻身，从而施展其才华。
陶澍不同于范进那样的迂腐之辈，年轻时所传闻的喝酒赌博也并不能掩盖他那一颗济世之心。早在不得志时，陶澍喜欢读的就是一些经世致用的“野书”，别人看着都为他着急：“你赶快看点‘正经书’，争取考个状元什么的吧！”
陶澍不慌不忙，而且还能洋洋洒洒地说出一番道理来：“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不光是求得荣华富贵，还要转变国运世运，所以我看这些书是有用的。”
如果陶澍还是“陶阿二”，这番高论就只能是自说自话；但当陶澍真的做官后，这些曾为大部分士人和官员所轻视的学问，果真令其大放异彩。
古人讲究“忠孝节悌”，朝廷对符合这一要求的人物不仅会下旨表彰，还会按人头下发费用用于建造牌坊。当然，孝顺儿子、乖巧弟弟虽不多，但贞女烈妇总是不少，建造牌坊的费用加一块儿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笔钱往往被办事的人贪污吞没，但反过来又狮子大开口地向当事人勒索修牌坊的钱，而相关的费用也由三十两被无端地提到了百余两之多。
陶澍初任江苏巡抚时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了一个妙招：将当地的贞女烈妇放在一块儿，由官府按地方统一在一个地方建造一座牌坊。
于是，第一块牌坊，上面有五百多人；第二块牌坊，三千多人。这样，既为朝廷省下一大笔钱，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陶澍在自己的辖区内施行后，还怕别的省不知道，特地将这一做法刻印成册，让各省仿照推行。这件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却是其他墨守成规的同僚所不愿尝试的，由此也可见陶澍为政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