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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京期间，受到道光帝八次召见，每次君臣密谈的时间都超过四个小时。他们当时究竟谈了什么，林则徐后来虽有透露，但未细说。不过，从林则徐与友人的书信，以及他到广东后的众多奏折来看，道光帝给予林则徐的训令除了禁烟，应该还包括一条：那就是不能因为禁烟发生边境冲突或战争，即所谓“开边衅”，概括起来就是“鸦片务须杜绝，边畔决不可开”。
说起来，“张格尔之乱”是道光帝登基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规模“边衅”，他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动用四万大军、耗帑一千多万两白银才最终解决，而他自己也被弄得疲惫不堪。在起用林则徐禁烟时，道光帝的心理底线就是不能再出现大的战乱和动荡，因为他明白帝国日益窘迫的财政已难以应付下一个“张格尔之乱”，而且他本人也已年近六旬，不再如年轻时那么能折腾了。
道光帝在京城中是这么跟林则徐交代的，而林则徐去广东后也曾一次又一次向其保证不会发生大的战争，然而结果还是和“英夷”打起来了。此时，在道光帝的眼中，鸦片战争虽然仅仅只是和“张格尔之乱”一个级别的“边衅”，但既然已经突破其心理底线和预期，他自然有理由对此表示不满。等到英国舰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后，道光帝的承受力终于到达了极限：“好你个林则徐，我让你查查鸦片，怎么最后弄到大动干戈让人杀到皇城门口来了？”当然，最惨的还是由于大清帝国的军队来不及准备，一时间似乎还打不过英国的军队，而这不光是谁赢谁输的问题，更关系到“天朝上国”的体面。
就在道光帝辗转反侧考虑要不要扮演清正廉明的大老爷给“洋窦娥”们一个公道，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不识相的林则徐偏偏发来密折，上面讨论的仍然是如何跟英国人打到底的事。
道光帝再也忍不住了，冷淡和不睬也终于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冲冠一怒：“我这连耍猴都快用上了，就怕再打起来，而你在那儿还要说空话、瞎呛呛，嫌我还不够闹心是不是？”
林则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当林则徐接到道光帝怒气冲冲的批复时，他立即意识到皇帝在和战策略上正动摇不定，所以紧接着他又发来了第二道奏折。
“英国人船坚炮利不过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出银子来打造船炮，制服他们就绰绰有余。如果不早点动手，只怕祸患将无穷无尽。”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再次重申，禁烟是没有错的，“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就算是尧舜那样的圣人在大清国也会力主严禁。
可是，这份“主剿”的奏折在道光帝那里激起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愤怒：“我要不要动手，早点还是晚点动手，还用你来教吗？你说‘英夷’在吓唬我们，我看是你学‘英夷’来吓唬我才对吧！”
道光帝提起笔唰唰地给批了个上联“无理”、下联“可恶”，最后是横批“一片胡言”。至此，林则徐在道光帝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曾经“才略冠时”的光环也黯然失色。
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予以革职，罪状为“受人欺蒙，措置失当”。虽然是朝廷内部的处罚，其实也是做给洋人看的，告诉他们皇上替你们“雪冤”了。
换下林则徐，道光帝要起用一个更好的“能吏”，此人就是琦善。
随着琦善走上前台，清廷的对英政策也由“主剿”迅速转向“主抚”。所谓“剿”“抚”都是中原王朝沿袭下来的政治术语，其中“抚”实际上袭用的是汉代以来的“羁縻”政策，即用施恩手段来控制周边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以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对道光帝而言，他对英国人的“抚”绝不是承认自己软弱或屈服于对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控制。
琦善正是诠释清廷“主抚”政策的最佳人选。在从义律那里拿到照会的同时，琦善就派人给英国舰队送去了“一份包括牛羊鸡鸭的丰厚食物”，包括义律、懿律兄弟在内，船上的英国水兵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新鲜食物了，一看到这么多好吃好喝的没法不感到高兴。此后，琦善又在天津大沽口亲自设盛宴招待义律及英国随员。据其中的一名上尉说，他们当时吃的有“精美的牛羊肉、燕窝汤、海参和蔬菜炖肉，花样、数量之多，给这场盛宴以新颖和奇特的气氛”。
鸦片战争前，琦善主要在北方做官，没有直接和西方人打过交道，对西方和西方人的看法与他的同僚们在观念上也毫无区别，即都视之为“蕞尔小国”“化外蛮夷”，即便大沽口外的“夷船”令其大为震撼，但这种基本观念亦不会有所改变和动摇。当时，中国官员描绘英国等“外夷”的常用套语是“夷性犬羊”，而在琦善给道光帝的各种奏折中“夷性犬羊”则成了最典型的词语，同时他对英国人也毫无赞赏之意。然而，这只是在清廷内部。在对外与义律等人打交道时，琦善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据义律后来回忆说，琦善接待他时穿戴优雅得体，“态度十分自然和沉静”，而且“非常谦恭有礼”；当着琦善的面，他说了一大通林则徐的坏话，而琦善居然没有一句反驳地全盘接受了。
令义律等人更为受用的是，琦善对他们还相当恭敬，甚至可以说是崇拜。在得知义律的堂兄懿律是英军司令后，琦善马上称赞懿律道：“才能杰出，有阳刚之气，有清晰的洞察力。”
在此之前，义律眼中的清朝官吏不是高高在上，就是狂妄自大，无一例外。据义律回忆说，他在被调来中国的第一年，不仅受到中国官场的慢待，而且还在交涉过程中受到清军士兵的攻击，脑袋上被先后重重地打了两下。不过，琦善打破了义律的成见，让他颇有又惊又喜之感。
自中英因为鸦片贸易发生“纠纷”以来，义律自觉受的全是夹板气：巴麦尊小瞧他，认为他没能力；鸦片商人们嘲讽他，觉得他对商人未尽到应有的保护之责；林则徐教训他，指责他和鸦片商人们同流合污。作为义律本人来说，他也心心念念地盼望着中方谈判代表能够设身处地多“体谅”一下他的不易，而琦善的“善解人意”可谓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他的这一心理，使他相当满意。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琦善恭维奉承的这一套做法，其用意讲穿了就是要先让英国人舒服，接着再自动自发地为他们的用兵动武感到“羞愧”。果然，义律等人再没有一个个紧绷着脸了，似乎他们是想到起初大动干戈的那副凶相也确实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于是，琦善趁势提议：“眼看北方天凉了，要不我们到广州去谈吧？”
琦善一边声称“对中国皇帝来说，赔偿鸦片烟价既不合理也不公正”，一边却又向义律暗示“中国皇帝可能会改变主意，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还信口开河地忽悠义律说：“皇帝陛下已经决定派一位钦差大臣去广州……证明朝廷处理问题是仁慈的、平和的。”
琦善在进行暗示时特意表现出胸有成竹且大权在握的样子，让义律感觉到面前这位中方高官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之一”，而且必定就是“中国皇帝派赴广州的钦差大臣，只是他自己不便明言而已”。
不管是在广州也好、在天津也罢，只要是和琦善谈判，义律就一百个愿意，他也认定只有从琦善这里才能得到一个相对让他满意的结果。被琦善着力恭维的懿律亦作如是想，二人略作考虑之后即同意撤回广州。
就这样，英军兴师动众而来，最后除了好吃好喝以及琦善的几句奉承话外，义律兄弟几乎是什么实质的也没得着，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撤回到广州。义律在向巴麦尊报告时再三称赞琦善，并且竭力为自己撤回广州的决定辩解，说如果他当时粗暴地向琦善施压会如何如何不好意思，接着又表功说自己是怎么怎么做才没有引起这位“中国最大的总督”的恶感，使得对方同意亲赴广州与之继续谈判。
琦善并未向英方做出任何承诺，仅仅靠“魅力攻势”就解除了英军在大沽口的威胁，把“巨无霸”式的强敌给哄回了广州。于是，道光帝认为琦善很有能力，可谓堪比诸葛亮那样的神人：“你的片言片纸简直可胜十万雄师！”
作为一种奖赏和勉励，道光帝决定让琦善去广州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一职。
其实，另派钦差大臣去广州本是琦善用来敷衍搪塞义律的套路，没想到却成真了，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棘手的活儿还落到了他自己手上，然而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