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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攻势

林则徐在京期间,受到道光帝八次召见,每次君臣密谈的时间都超过四个小时。他们当时究竟谈了什么,林则徐后来虽有透露,但未细说。不过,从林则徐与友人的书信,以及他到广东后的众多奏折来看,道光帝给予林则徐的训令除了禁烟,应该还包括一条:那就是不能因为禁烟发生边境冲突或战争,即所谓“开边衅”,概括起来就是“鸦片务须杜绝,边畔决不可开”。

说起来,“张格尔之乱”是道光帝登基后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规模“边衅”,他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动用四万大军、耗帑一千多万两白银才最终解决,而他自己也被弄得疲惫不堪。在起用林则徐禁烟时,道光帝的心理底线就是不能再出现大的战乱和动荡,因为他明白帝国日益窘迫的财政已难以应付下一个“张格尔之乱”,而且他本人也已年近六旬,不再如年轻时那么能折腾了。

道光帝在京城中是这么跟林则徐交代的,而林则徐去广东后也曾一次又一次向其保证不会发生大的战争,然而结果还是和“英夷”打起来了。此时,在道光帝的眼中,鸦片战争虽然仅仅只是和“张格尔之乱”一个级别的“边衅”,但既然已经突破其心理底线和预期,他自然有理由对此表示不满。等到英国舰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后,道光帝的承受力终于到达了极限:“好你个林则徐,我让你查查鸦片,怎么最后弄到大动干戈让人杀到皇城门口来了?”当然,最惨的还是由于大清帝国的军队来不及准备,一时间似乎还打不过英国的军队,而这不光是谁赢谁输的问题,更关系到“天朝上国”的体面。

就在道光帝辗转反侧考虑要不要扮演清正廉明的大老爷给“洋窦娥”们一个公道,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不识相的林则徐偏偏发来密折,上面讨论的仍然是如何跟英国人打到底的事。

道光帝再也忍不住了,冷淡和不睬也终于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冲冠一怒:“我这连耍猴都快用上了,就怕再打起来,而你在那儿还要说空话、瞎呛呛,嫌我还不够闹心是不是?”

林则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当林则徐接到道光帝怒气冲冲的批复时,他立即意识到皇帝在和战策略上正动摇不定,所以紧接着他又发来了第二道奏折。

“英国人船坚炮利不过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出银子来打造船炮,制服他们就绰绰有余。如果不早点动手,只怕祸患将无穷无尽。”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再次重申,禁烟是没有错的,“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就算是尧舜那样的圣人在大清国也会力主严禁。

可是,这份“主剿”的奏折在道光帝那里激起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愤怒:“我要不要动手,早点还是晚点动手,还用你来教吗?你说‘英夷’在吓唬我们,我看是你学‘英夷’来吓唬我才对吧!”

道光帝提起笔唰唰地给批了个上联“无理”、下联“可恶”,最后是横批“一片胡言”。至此,林则徐在道光帝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曾经“才略冠时”的光环也黯然失色。

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予以革职,罪状为“受人欺蒙,措置失当”。虽然是朝廷内部的处罚,其实也是做给洋人看的,告诉他们皇上替你们“雪冤”了。

换下林则徐,道光帝要起用一个更好的“能吏”,此人就是琦善。

随着琦善走上前台,清廷的对英政策也由“主剿”迅速转向“主抚”。所谓“剿”“抚”都是中原王朝沿袭下来的政治术语,其中“抚”实际上袭用的是汉代以来的“羁縻”政策,即用施恩手段来控制周边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以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对道光帝而言,他对英国人的“抚”绝不是承认自己软弱或屈服于对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控制。

琦善正是诠释清廷“主抚”政策的最佳人选。在从义律那里拿到照会的同时,琦善就派人给英国舰队送去了“一份包括牛羊鸡鸭的丰厚食物”,包括义律、懿律兄弟在内,船上的英国水兵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新鲜食物了,一看到这么多好吃好喝的没法不感到高兴。此后,琦善又在天津大沽口亲自设盛宴招待义律及英国随员。据其中的一名上尉说,他们当时吃的有“精美的牛羊肉、燕窝汤、海参和蔬菜炖肉,花样、数量之多,给这场盛宴以新颖和奇特的气氛”。

鸦片战争前,琦善主要在北方做官,没有直接和西方人打过交道,对西方和西方人的看法与他的同僚们在观念上也毫无区别,即都视之为“蕞尔小国”“化外蛮夷”,即便大沽口外的“夷船”令其大为震撼,但这种基本观念亦不会有所改变和动摇。当时,中国官员描绘英国等“外夷”的常用套语是“夷性犬羊”,而在琦善给道光帝的各种奏折中“夷性犬羊”则成了最典型的词语,同时他对英国人也毫无赞赏之意。然而,这只是在清廷内部。在对外与义律等人打交道时,琦善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据义律后来回忆说,琦善接待他时穿戴优雅得体,“态度十分自然和沉静”,而且“非常谦恭有礼”;当着琦善的面,他说了一大通林则徐的坏话,而琦善居然没有一句反驳地全盘接受了。

令义律等人更为受用的是,琦善对他们还相当恭敬,甚至可以说是崇拜。在得知义律的堂兄懿律是英军司令后,琦善马上称赞懿律道:“才能杰出,有阳刚之气,有清晰的洞察力。”

在此之前,义律眼中的清朝官吏不是高高在上,就是狂妄自大,无一例外。据义律回忆说,他在被调来中国的第一年,不仅受到中国官场的慢待,而且还在交涉过程中受到清军士兵的攻击,脑袋上被先后重重地打了两下。不过,琦善打破了义律的成见,让他颇有又惊又喜之感。

自中英因为鸦片贸易发生“纠纷”以来,义律自觉受的全是夹板气:巴麦尊小瞧他,认为他没能力;鸦片商人们嘲讽他,觉得他对商人未尽到应有的保护之责;林则徐教训他,指责他和鸦片商人们同流合污。作为义律本人来说,他也心心念念地盼望着中方谈判代表能够设身处地多“体谅”一下他的不易,而琦善的“善解人意”可谓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他的这一心理,使他相当满意。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琦善恭维奉承的这一套做法,其用意讲穿了就是要先让英国人舒服,接着再自动自发地为他们的用兵动武感到“羞愧”。果然,义律等人再没有一个个紧绷着脸了,似乎他们是想到起初大动干戈的那副凶相也确实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于是,琦善趁势提议:“眼看北方天凉了,要不我们到广州去谈吧?”

琦善一边声称“对中国皇帝来说,赔偿鸦片烟价既不合理也不公正”,一边却又向义律暗示“中国皇帝可能会改变主意,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还信口开河地忽悠义律说:“皇帝陛下已经决定派一位钦差大臣去广州……证明朝廷处理问题是仁慈的、平和的。”

琦善在进行暗示时特意表现出胸有成竹且大权在握的样子,让义律感觉到面前这位中方高官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之一”,而且必定就是“中国皇帝派赴广州的钦差大臣,只是他自己不便明言而已”。

不管是在广州也好、在天津也罢,只要是和琦善谈判,义律就一百个愿意,他也认定只有从琦善这里才能得到一个相对让他满意的结果。被琦善着力恭维的懿律亦作如是想,二人略作考虑之后即同意撤回广州。

就这样,英军兴师动众而来,最后除了好吃好喝以及琦善的几句奉承话外,义律兄弟几乎是什么实质的也没得着,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撤回到广州。义律在向巴麦尊报告时再三称赞琦善,并且竭力为自己撤回广州的决定辩解,说如果他当时粗暴地向琦善施压会如何如何不好意思,接着又表功说自己是怎么怎么做才没有引起这位“中国最大的总督”的恶感,使得对方同意亲赴广州与之继续谈判。

琦善并未向英方做出任何承诺,仅仅靠“魅力攻势”就解除了英军在大沽口的威胁,把“巨无霸”式的强敌给哄回了广州。于是,道光帝认为琦善很有能力,可谓堪比诸葛亮那样的神人:“你的片言片纸简直可胜十万雄师!”

作为一种奖赏和勉励,道光帝决定让琦善去广州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一职。

其实,另派钦差大臣去广州本是琦善用来敷衍搪塞义律的套路,没想到却成真了,更没想到的是这个棘手的活儿还落到了他自己手上,然而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路。 HHsXXwzxxL7ZxSar5gVS3VjfCBTEiCO8qyRwp64aq4G4BqBn+X5RmMQ72wmh+B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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