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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的轻蔑尚未从嘴角消失，英国的军队就来了。1840年8月6日，义律在其堂兄、英国远征军司令懿律的陪同下，率英国舰队到达了天津大沽口外。
话说道光帝即使瞧不起“夷船”，但人家的舰船快是个事实，现在别说收复定海，连防守天津都成了问题。根据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天津方面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防守准备，理论上在册的两千多名防军却只有六百人可以征调来应急。
琦善并没说假话，因为他也算是个有名的“能吏”。
琦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满洲贵族子弟，一生下来连根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已经是一等侯爵了。
相对于别人拼着命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琦善是不用那么累的，他托老祖宗的洪福天生就拥有朝廷赏赐的荫生资格。这个荫生根本不用读书，只要形式上去考一次试、走一下过场，就能做官了。
琦善得到的官职是刑部员外郎候补，这一年他才十六岁。当时，琦善年纪小，又没怎么读过书，毫无疑问是纨绔子弟和不学无术者的代名词。在同一个部门里面，好多汉人官员从寒窗苦读开始，胡子熬到了白都还没能爬到这个位置，要想让别人心理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老资格的前辈有时就不免借用事务之机，对琦善暗中奚落几句：“这乳臭未干的小娃娃，除了身上那件大人给披的马甲，什么本事都没有，估计官也做不长。”
琦善的自尊心很强，听到议论后气得不行：“要面子要脸，非得做出点名堂让你们瞧瞧不可。”
于是，琦善花了三百两银子，用重金从部里请来一个退休老吏并拜其为师，专门学习做官的技巧和本事。两年期满，“尽其技”，把能学到的都学到了。
出师后的琦善果然不同凡响，十八岁正式补官，二十九岁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河南巡抚，接着又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其升迁之路犹如坐了火箭一般。至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职位是直隶总督兼文渊阁大学士。在清代督抚中，直隶总督最为显赫，乃疆臣之首，连两江总督都要排在其后。至此，前辈们曾经对琦善的预言已彻底破产。
尽管这样，琦善经常告诉别人自己仍是“本大臣爵阁部堂”。
琦善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阴探上旨”，知道怎么对上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而另一方面也与其敢于任事和勇于负责有很大关联。
与陶澍、林则徐之类的知识型能吏不同，琦善走的是“古灵精怪”路线，即所谓“诡道怪行”，脑子里随时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而且常常能歪打正着把事情给办妥了。当初，漕粮海运的成功实际上就少不了琦善的一份功劳，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海运的谋划和运作，连陶澍本人也请教过这位“点子大王”。
因此，史书上称琦善“明干有为，政声卓然”，是一个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的官员，乃至于“宣宗至赏之”，即道光皇帝特别赏识他。
在道光时代，尽管“模棱官员”到处都是，但道光帝看人的眼光并不差，除曹振镛这些需要摆在桌面上给人看的元老外，他真正欣赏和重用的人极少是平庸之辈。
道光帝知道琦善在天津防务这些大事上不会且也不敢胡说八道，所以心里立刻虚了起来。道光帝不是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他当然清楚在敌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防务空虚意味着什么。
天津乃北京的门户，天津若破，京城必危。事到如今，道光帝不改变态度都不行了。于是，道光帝告诉琦善，只要“夷船”不先开枪开炮，就不要急着动手，双方先接触一下再说。这可以算是道光帝的缓兵之计。在此之前，别说皇帝，就连浙江巡抚对英国人都待搭不理。
琦善奉旨前往天津大沽口，表面是去拿义律递交的照会，暗地里也有刺探“英夷”舰队虚实的目的。不过，琦善不看还好，看了心里怦怦直跳：英国那“夷船”一看就知道是高吨位的大家伙，其船舱分三层，每层都有百余炮位，军舰首尾还各有一门重炮；在速度上，“夷船”更是了得，“它们不管顺水逆水，都能飞奔来去”（琦善的形容）。
琦善的报告就像在给道光帝放一部文字版的资料片，一直困扰着他的一些疑惑顿解：原来英国人的船速和机动能力根本就不是他所能估测的，即便他可以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做到几乎一步不乱；原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守备本来就差劲的定海会在几小时之内就失陷了；早先林则徐曾从广州发来捷报，言称海上作战“七战七捷”，如今可算知道其中有多少虚假成分了，恐怕要做到“一捷”都不可能。
天津之战，显见是打不了。再看琦善拿来的英方照会，这实际上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来的一份通牒。但是，若要真这么说，皇上的面子往哪里搁，于是琦善解释它是“英夷”的申冤书，洋人们像窦娥那样受了冤屈，让您这个“大皇帝”来给他们洗冤昭雪。
洋人提出的条件也并不高，就两样：一是要“雪冤”，也就是处理查禁和没收他们鸦片的林则徐；二是要“乞恩”，请求皇帝能够恢复广州贸易，给他们这些可怜的洋人一点活路。
话得分怎么说，琦善这么一说，道光帝心里就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