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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不过，林家穷归穷，但林则徐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某天，林则徐和私塾里的小伙伴出去玩，看见一位老太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小伙伴中途用脚踩住了一文铜钱，等老太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林则徐做两广总督，那人也恰好被派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童年小伙伴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那人找人一打听，林则徐则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都要贪，而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会保持廉洁。
那人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派到了别的省，而此后其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因此，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林则徐）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还有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比了下去了，包括龚自珍、魏源都曾加入过诗社。原因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帝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试卷的标准答案都是理学家们所提供的。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仕途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自己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从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排老二。当然，林则徐还是个有心人。早在林则徐坐船进京赴试时，他就一路上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对此，别人觉得很奇怪：“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读书，问这些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的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和陶澍都想到了一块儿，因为漕运、河工、盐政是被称为帝国“三大政”的。“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帝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即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林则徐一语中的，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检查这些秸秆堆时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从里面几层抽取秸秆，结果发现全都是杂草和秸根。
林则徐抽丝剥茧，顺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是问题秸秆的提供者便追究谁的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造次，只能全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的秸秆如数送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有这样的见识，也没有谁可以做得如此精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出色政绩，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他们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拿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当道光帝就禁烟一事遍询诸臣时，林则徐上书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道光帝收到林则徐这一附片后，起初并未有任何表示，亦无上谕下发，直到后来发生了皇族吸毒和天津缉毒两大案这才感到情势严重，并嗟叹道：“呜呼！烟毒不除，朕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在获悉天津案的次日，道光帝下了一道特别的谕旨：“林则徐著（着）来京陛见。”
林则徐奉令进京后，在一个月内受到道光帝连续八次召见，且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在紫禁城内骑马是清代皇帝给予重臣的一个特殊礼遇，其本意确是要让大臣骑马代步，但后来考虑到能得此礼遇的臣僚多数已经一把年纪，光是跨上马背就不容易，同时紫禁城内守卫森严，怕把马给惊了，反而弄得秩序一团糟，于是实际上“紫禁城内骑马”就变成了大臣坐在一个小椅子上，由两个侍从抬着入朝。
除了把林则徐抬入朝中，道光帝还让人在朝中地面铺上了毡垫，以方便正式交谈。前者从乾隆帝起即有先例，后者却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不仅一般大臣享受不到，甚至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不可能有这个礼遇。
当然，礼遇跟责任也是相匹配的，给多高的礼遇，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此时，道光帝已将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朕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