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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好不如演得好，渐渐成了官员们的葵花宝典，如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曹振镛历仕三朝，长期居于高位，号称政界不倒翁。有门生向曹振镛请教做官秘诀，他报之一笑：“能有什么诀窍呢，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多磕头”，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打扮，上面披一件旧袍，下面套一条“打掌”的裤子。这倒也没什么稀奇，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乍一看整个帝国朝廷跟丐帮也没什么两样。说曹振镛绝，就绝在他下朝之后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下朝之后，众人脱去朝袍如释重负，该咋样仍咋样。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但他换完装就挤进集市买菜去了。
曹振镛买菜与普通人家大婶毫无区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为了讨价还价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头破血流。
小贩：“看您老人家像个体面人，能多少讲究点不？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
曹振镛：“一定还能便宜，那一文钱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小贩生气了：“我不卖还不行吗？亏本生意，搁谁也不能答应啊。”
这时，曹振镛就会唰地掏出他的腰牌：“我是内阁大学士，明察暗访，专门抓不法商贩，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
小贩一看腰牌魂都吓飞了，这么大的官一辈子也没见过，人家只要凭一句话就能“咔嚓”一下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得，别说区区一文钱，您就是白拿也行。”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
当曹振镛拎着小菜扬扬自得地打道回府时，有关他的“新闻”自然早就传遍了街头巷尾，更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道光帝一听，我是平民皇帝，你是平民宰相，觉得十分投缘，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臣君之间的关系如同知己。
据史书记载，曹振镛的确是个清官，没有明显的劣迹。可是，一个宰相除了当清官，更重要的是还得干实事。但是，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少说话”。
当皇帝当场问话时，曹振镛不敢装哑巴，他直接装聋子：“您问这事该怎么办，嗯，容我想想，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了，刚才您问什么来着？”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但并不是听不见，可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谁都拿他没辙，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由于曹振镛演技出神入化，且无懈可击，遂被外界称为“模棱宰相”。
道光帝忙乎半天，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模棱宰相”和“模棱官员”，如果要他们干点实事，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也可以巧言搪塞，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于是，朝堂之下“马照跑，舞照跳，酒照喝”，“以德治国”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
就这样，理想的胳膊终究没能扭过现实的大腿。于是，道光帝施政开始以守成安静为归，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也逐渐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看流传下来的清宫帝王图像就知道，在脸型和面部表情上，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下颌宽厚，祖父乾隆帝雍容华贵，只有道光帝五官紧凑、脸庞瘦削，在给人局促和压迫感的同时还多少显得有些忧伤。
道光帝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但他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每天群臣送上来需要批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从早到晚都在与这些奏折战斗，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于是，道光帝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
对方想了半天，给出了个主意，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上朝时，道光帝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然后痛斥大臣：“我真是高看了你们，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连格式都出错，字也写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别以为这是小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后果很严重！”
道光帝所说的后果，就是要交吏部处分，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如此一来，群臣全给吓傻了：奏折不符合“标准格式”，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竟然就得如此严重的后果，如果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
其实，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字不写也不会被扣俸禄。于是，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那些奏折越来越像八股，既规范又严谨，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一张考卷，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材实料，只要用词上犯了忌讳，或者写的字不合心意，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那就只能等着名落孙山。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因其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够得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辞官归隐，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